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问题。

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个县。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们从延安驱车出发，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塞县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渐渐狭窄起来，两旁悬崖壁立，公路就在悬崖的半腰中盘来盘去。约摸又过了一小时，汽车顺着延河的一条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当汽车吃力地从沟底爬上山顶时，放眼望去，只见万千群山，一座挨一座，无穷无尽，恰似层层叠叠的浪涛。

司机同志说，这就是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农民“闹红”的横山。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

从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丽的山村。

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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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寒冬已经过去了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