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冲突:看不到尽头,也没有赢家....

▲印度的布里哈迪瓦拉寺（图/视频截图）

而以真纳为代表的上层穆斯林还担心甘地的“基层动员”脱离了宪法斗争的轨道。这些上层穆斯林，主要是土邦王公和真纳这样的孟买商业势力的代表，他们和英国殖民政府有正式的沟通渠道，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基层动员的“人海战”天然反感。

1921年，和甘地的分歧公开化，作为国大党第二号人物的真纳脱党自建“山头”，标志着国大党的“印度教化”，与穆斯林群体渐行渐远。这不是甘地愿意看到的，却也无法挽回。

不过，真纳本人并非原教旨主义者，而是笃信宗教自由的世俗主义。真纳出身于孟买富裕商人家庭，他的母亲是孟买霍加派长老之女，霍加派是一种高度印度化的伊斯兰小众教派，人数不过20万左右。这样的家庭背景出身，和原教旨主义格格不入。

而且，他和甘地一样是律师出身，其专业成就还在甘地之上。这样的专业背景，让真纳更愿意在宪法框架内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他和甘地的主要分歧。

总之，尽管脱离了国大党，真纳并不想带领穆斯林独立建国，而是争取穆斯林留在统一的印度中实现自治。他和甘地之间的分歧也没有影响双方后来的合作，甚至主动承担了国大党和英国殖民当局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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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甘地无力阻止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教派”在国大党内的崛起，真纳也改变不了穆斯林联盟越来越宗教化的大势所趋。穆斯林联盟中的“莎菲派”和“真纳派”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甚至让真纳一度脱离政治活动。

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印巴分治”真正的导火索出炉了。这就是1929年，真纳提出“十四点计划”，要求穆斯林在中央立法会议中应占议席的1/3，后来又增加了地方议会和政府部长级职位的1/3。

总之，穆斯林在“大印度”的政治舞台上保留1/3的“自留地”，成为印度穆斯林的基本政治主张。殖民时代穆斯林在印度的实际人口占比最多也不超过15%，真纳的要求显然有“狮子大开口”之嫌。这一方案显然有照顾激进派的因素，真纳有自己的苦衷。

▲真纳（左）与甘地（图/CFP）

国大党在甘地的主导下，对穆斯林的“要价”还能容忍。而且直到上世纪30年代末，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看上去还遥遥无期。印度穆斯林的“漫天要价”并不是急于解决的问题。二战后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印度独立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政治地盘分配就成了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无解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交恶不可避免。

蒙巴顿勋爵上任前一年的1946年2月发生了印度水兵起义，严重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旋即派出特使与印度各派政治领袖展开谈判，安排选举事宜。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矛盾爆发，后者就提出了巴基斯坦独立。为此，印度穆斯林在当年7月大规模游行，发生流血事件，史称“七月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