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心理咨詢室,打撈"問題少年"

2025-06-12 | 來源: 極晝工作室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相比心理資源廣泛分布的城市，縣域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是心理服務的空白地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心理咨詢師選擇來到縣城，開設起當地的第一間心理咨詢室。

這些隱藏在住宅區、農田旁的空間裡，接納最多的是迷茫的小城少年，也不乏焦慮的父母和瀕臨崩潰的中年人。它就像一面鏡子，慢慢映照出縣城裡，那些被壓抑已久的情緒和被忽視的心理需求。

縣城有了第一家心理咨詢室

升學季一到，這些日子，宋祎禛的電話比往常頻繁得多。電話那頭，是焦慮的學生和家長：有的高三考生，備考期間頻繁心慌，身體僵硬、呼吸急促；有的家長則為孩子的失眠多夢、白天注意力不集中而憂心忡忡。

作為河南洛陽宜陽縣為數不多的心理咨詢師，每年的升學季都是宋祎禛最忙的時候。考試壓力集中爆發，極易成為壓垮青少年的最後一根稻草，失控的孩子由家長帶著，從周邊鄉鎮趕來求助。

她的咨詢室設在縣城一個僻靜小區的高層住宅裡，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子被改造成兩間咨詢室和一間游戲治療室。窗外是連綿起伏的山丘，她和來訪的孩子面對面在臨窗的沙發上坐下，不一會兒，一旁垃圾簍裡，用過的紙巾隆成小山。

幾年前，宋祎禛還是縣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因為興趣接觸了心理學，之後抱著“試試看”的想法辭職創業，開了這家心理咨詢室，也是縣裡第一家。當時她沒想到，這份在縣城看似冷門的工作，背後竟藏著如此迫切的需求。

忙碌的時候，她一周要接待七八個來訪者，九成以上是未成年人——校園欺凌，游戲成癮，厭學，休學……每次300元的咨詢費用，在縣城不算便宜，成年人有了心理問題往往能扛就扛，舍不得花這個錢；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尤其“孩子不想上學”這件事，在很多家庭眼裡是“天大的事”，拖不得。

縣城裡長期被忽視的心理需求，數據中也有跡可循。2024年初，中國疾控中心發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圖》顯示，四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正在經歷心理問題，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無論是抑郁、焦慮、孤獨，還是網絡依賴，情況可能更糟。

宋祎禛不是唯一一個選擇在縣城做心理咨詢的，在廣東清遠陽山縣，胡立玲也在去年開設了當地第一家心理咨詢室。

陽山曾是省級貧困縣，縣城不大，從北到南騎車穿過只需十五分鍾，她的咨詢室開在縣郊，周邊成片的農田環繞。樓下趕集的人群熱熱鬧鬧，有的來訪者上門時，順手拎著大集上買來的酸奶或幾串葡萄，串門一樣，邊吃邊聊。

胡立玲的咨詢室，窗外是成片的農田。講述者供圖

在這裡，心理咨詢仍是個新鮮事物，很多人並不了解它到底是做什麼的。最初聽說她要開咨詢室，家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你要接‘瘋子’？”

這樣的誤解在咨詢室裡也不少見。一些心理健康、但家長認為需要“管教”的孩子也會被送來，成績不好、尿床、性格磨蹭……哪怕只是抽了根煙，都足以引發一次“心理幹預”。家長期待心理咨詢師能像老師一樣，給孩子們“好好上上課，開導開導”。

還有一些人幹脆把心理咨詢當成了醫生看診。孩子情緒崩潰了，家長打來電話問：“吃點什麼鎮靜藥好？”醫院裡沒能治好的重度腦癱孩子，被家屬送來，指望心理咨詢“能管點用”。但他們不知道，心理咨詢不具備治療能力。

除了孩子，咨詢室往來最多的還有媽媽們，縣城“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依舊普遍，她們常常坐立不安，屋裡來回走動。一些留守兒童家庭，陪伴的常是爺爺奶奶，講著濃重的方言，普通話說得磕磕絆絆。

在江西吉安市安福縣做了三年心理咨詢後，戴衛平發現了縣城來訪者和城市的明顯不同。他曾是上海某三甲醫院心理科的咨詢師，有13年心理臨床經驗，2021年辭職回到家鄉，開設獨立的心理工作室。

在上海，他接觸到的青少年多是因親子關系緊張、原生家庭創傷等問題而來；回到縣城後，他發現，困擾孩子們的更多是校園人際關系、網絡成癮和繁重的學業壓力。每年開學季和升學季，咨詢室的來訪明顯增多，他聽過太多孩子的訴苦，“讀書太難了，我怎麼努力，成績都上不去”，“每次聽默寫，老師問問題我就發抖”。

在他看來，這是因為縣城長期以來只用成績評判孩子，讀書也容易被當成通往“出路”的唯一跳板。

每到年底，外來務工人員返鄉，戴衛平在上海最清閒的時候，如今成了他最忙的階段之一——人們回到縣城，家庭成員距離拉近，最考驗親密關系，問成績、問工作、催婚催育，平時被擱置的矛盾集中爆發。

今年的除夕他也沒能閒下來。晚飯剛吃完沒多久，就急匆匆趕往工作室。兩個原本約在幾天後的來訪者臨時聯系他，情況緊急，一天都不能等了。

戴衛平所在的安福縣。講述者供圖

那五個孩子是在同一周內陸續出現的。今年春天，他們先後來到戴衛平的咨詢室，都是十來歲的年紀，臉上還帶著稚氣。他們坐下，卷起袖子，露出一道道細密的、新舊交錯的傷痕。即便從業十余年，這一幕依然讓戴衛平覺得觸目驚心。

戴衛平說，縣城條件落後、心理健康知識滯後，來訪者往往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化，除了輕微的情緒困擾，相當一部分人情況已經很嚴重。因為在這裡，無論是孩子還是成人，情緒問題在初期常被簡單歸結為“作”“沒事找事”。長期拖延、忽視之下，很容易發展成極端。

胡立玲所在的陽山縣，她常常把這裡稱作“心理學的荒漠”。在她2023年成立心理工作室之前，當地縣醫院多年來連心理（精神）科都沒有。

胡立玲一直記得那個最早的來訪者，她的心理咨詢室還沒正式營業時，她剛在一個縣交流群裡發了自我介紹，立馬就有一位母親聯系了她。聽她描述完孩子的狀況後，胡立玲意識到，孩子的問題並不是突然出現的——早在童年時期就已經有明顯的心理異常，只是一直被忽視、被誤解，到這時，孩子的情況已經惡化到疑似精神分裂的地步。

她沒能見到那個孩子，對方的情況已經超出了心理咨詢的范疇，她只能建議家長盡快送孩子去專業醫院接受治療。

但這些提議被家長拒絕了。他們擔心，孩子一旦被確診為重度精神疾病，信息將被上報備案，“孩子未來就完了”。他們更願意相信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孩子終有一天會自己“走出來”。

後來的兩年裡，胡立玲在咨詢室見到了更多有著嚴重心理困擾的孩子。本該活潑的年紀，整個人卻像被抽空了一般，眼神空洞，語速極慢，說話輕得幾乎聽不見。

在那些微弱的呼救聲中，她發現了一個沉重又隱秘的現象：許多青少年的心理問題背後，藏著更深的傷痛——性騷擾或性侵的創傷。這些傷害往往發生在孩子年幼時，家長們看護不到位，孩子年幼又不具備判斷能力，直到進入青春期，意識萌發，心理問題也隨之爆發。

這些受害者幾乎都是女孩，事發時大多不滿14歲，有的甚至還不到10歲，施害者中有些也是剛進入青春期的未成年男孩。因為事發時間久遠，證據難以留存，想要追責幾乎無從下手。這讓胡立玲和那些陪伴前來的家長一樣，都被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籠罩著。

胡立玲所在的陽山縣，曾經是省級貧困縣。講述者供圖

類似的個案，戴衛平也遇到過不少。孩子們的講述中，侵害大多與“熟人”有關：遠房親戚，補習老師，或是因父母不在身邊、托付照看的“熟人”。正因為彼此熟識，這些關系成了隱秘傷害的掩護。

事實上，即便男孩也不意味著能免於性侵害，往往更加隱蔽，也更容易被忽視。宋祎禛曾接待過一位男孩，年幼時遭遇成年女性猥褻。事後他試圖將經歷告訴父母，卻被輕描淡寫地忽視了。

這段經歷在男孩心裡埋藏了近十年，當他因為其他心理困擾前來咨詢，才在深入交流中重新觸及那個被封存的創傷。他至今沒有得到父母的重視和回應，只因為他是個男孩，他們覺得這樣的事情怎麼會在一個男孩身上發生呢。

在和男孩的溝通中，宋祎禛感到唯一慰藉的是，他的內心依然善良。宋祎禛記得，男孩多次在咨詢中表達，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引起更多人對男孩性侵問題的關注。甚至當自己的表妹或其他伙伴可能面臨類似風險時，他也會用自己的經歷作為提醒。

然而，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是，對許多孩子而言，那些創傷可能會伴隨他們很久。幾位咨詢師都注意到，不少來訪者即使已經成年，工作了，結婚了，內心依然缺乏安全感，難以建立真正的親密關系。

戴衛平在進行沙盤講解。講述者供圖

走進心理咨詢室後:一個女生的最後六年

咨詢室之外的戰場

對縣城咨詢師來說，很多時候，“咨詢”並不只發生在那間小小的咨詢室中。縣城心理資源緊缺，問題來源復雜，往往要求他們不能只扮演“咨詢師”，還得臨時充當著社工、調解員、臨時救助者的角色。

心理咨詢室剛起步時，宋祎禛曾接到一次特殊的求助：一位家長希望她能“上門看看孩子”——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孩，長期不出門、不說話，整天窩在屋裡，家人束手無策。

宋祎禛一開始有些為難，按照心理咨詢專業倫理，通常不提供上門服務。有效的心理咨詢依賴於來訪者的主動意願和可控的環境。這兩個前提一旦缺失，咨詢師再有技巧也難以發揮作用。

但家長一遍遍發來請求，語氣焦急。宋祎禛動搖了，想著即便無法正式咨詢，也至少作為心理工作者，去確認一下孩子的狀態。

當她走進那個房間，眼前的情景讓她愣住了。男孩蜷縮在床上，一動不動，頭發長時間沒洗，已經有些發灰了，像團亂糟糟的鳥窩。屋內光線昏暗，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強烈的異味。

那是一次“完全失敗的咨詢”，宋祎禛如今說。她嘗試和男孩搭話，但對方僅僅是偏頭看了她一眼。各種辦法都沒能幫她找到溝通的入口，最終她只能失望離開。

在縣城執業的心理咨詢師，很多都經歷過專業規范和現實處境之間來回拉扯。城鄉執業環境的差異，戴衛平也花了不少時間去適應。在上海的三甲醫院工作時，來訪者問題相對集中且明確，多為嚴重的心理障礙。咨詢是階段性的，來訪、結束、告別，每一次會談都清晰有界，雙方關系嚴格限定在專業時間內，不會延伸到生活。

回到縣城後，戴衛平發現，“很多設置在縣城都顯得過於理想”。像宋祎禛一樣，他也經常接到上門求助，有時還是來自婦聯等機構的緊急求援。此外，縣城邊界感模糊，他出門散步都可能遇見自己的來訪者，也沒少拒絕熟人上門——心理學倫理准則中，咨詢師應盡量避免與來訪者產生雙重關系，以防幹擾判斷，影響中立性。

為了應對各種各樣的求助需求，戴衛平回鄉後開始系統考取相關資格證，除了已有的心理治療師和婚姻家庭咨詢師資格，他又取得了中級社工證。社工身份讓他能更合法、靈活地進入家庭、深入社區，哪怕是在田間地頭，也能開展工作。

回到縣城後，戴衛平考取了社工證等各類資格證書。講述者供圖

至於宋祎禛，隨著業務逐漸成熟，她也在摸索一套適合縣城環境的平衡方式。

家人習慣她的職業身份後，連孩子都常常“介入”。從小學開始，孩子就常把朋友帶回家，一臉正經地對她說：“媽媽，我覺得你該跟他聊聊。”

她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個小學男孩，留守兒童。父母離婚後，他被留給爺爺奶奶照顧，在學校裡，他是老師眼裡的“不良少年”。但在宋祎禛看來，他聰明、敏感，只不過內心傷痕累累。那孩子曾講起，有一次父親生氣時，竟把他帶到山頂丟下，獨自駕車離開。因為不想回家，被帶到宋祎禛家之前，他抱著一床被子，在樓頂一堆廢棄物中蜷縮了一夜。

出於倫理限制，宋祎禛無法為他提供正式的心理咨詢，既涉及雙重關系，也缺少監護人在場。她只能以朋友、長輩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心理疏導。她相信，傾聽和陪伴，本身也具備療愈力量。

宋祎禛說，像這樣的留守兒童，在實際工作中很難真正進入心理咨詢流程。父母常年在外，照顧他們的祖輩既缺心理意識，也缺乏帶孩子尋求幫助的能力。

這些孩子，往往要等到具備自主能力後，比如上了初、高中，才會鼓起勇氣獨自來求助。她在咨詢室裡見過他們——沒有預約，情緒已經繃到極限，推門直入，流著眼淚，有的甚至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們有時是一個人，有時有朋友陪伴。

“那樣的狀態，我不可能視而不見。”宋祎禛會先做基礎的情緒安撫。這些孩子大多經濟困難，無法收費，也難以按正式流程開展咨詢。但哪怕只是一次短暫的陪伴和疏導，也能幫他們卸下一點壓力。等到情緒稍有緩和，如果孩子願意再來，她才會嘗試引導他們聯系監護人，建立正式的咨訪關系。

宋祎禛知道，對於很多孩子來說，這樣的機會仍是可遇不可求。去年，她主動進入縣城一所小學給孩子上團體輔導課，還陪伴一些“問題孩子”做了一整個學期的一對一咨詢。比起在咨詢室裡等人來敲門，她更願意往前走一步，盡早靠近孩子們，讓他們知道，有人願意聽他們說話。

宋祎禛走進鄉鎮學校上心理課。講述者供圖

難以抵達的

“咨詢一共要做幾次？”這是縣城心理咨詢室裡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不少來訪者帶著急切的期待，“聊幾次就好”，“最好一次見效”。尤其是那些因心理問題而休學的學生——他們是縣城咨詢室中最常見的來訪群體。焦慮的家長們總希望孩子盡快“回歸正軌”。一旦復學，咨詢也隨之中止。

“心理咨詢不是吃藥打針，不能一上來就見效”，宋祎禛說。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先建立信任關系，再共同厘清問題，最後探索應對方案。“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時間和耐心。三五次只是起步，一二十次很常見，幾十次甚至上百次也並不少見。”

可復學就意味著問題徹底解決了嗎？幾位咨詢師都提到，復學只是階段性成果，真正重要的是幫助孩子修復內在困擾，恢復穩定、健康的狀態。否則，那些被壓下去的問題只是“延時地雷”，一旦遇上導火索，隨時可能以更激烈、更極端的方式爆發。

陝西渭南大荔縣的心理咨詢師賀曉萌至今仍記得那個讓她心疼、卻又無能為力的來訪者。那個孩子是主動找來向她求援的，初見時孩子心理問題還不算嚴重，賀曉萌試圖聯系家長，但並沒有得到對方重視——孩子成績不錯，在他們看來，花錢做心理咨詢沒什麼必要。

一年半後，孩子再次出現在她的心理咨詢室時，情況已經惡化許多。這一次，父母終於同意讓他接受咨詢。但過程始終斷斷續續的，只要狀態稍有起色，能夠恢復日常學習，咨詢就會被暫停。

賀曉萌最後一次接到孩子的信息，是他從精神病院發來的，孩子的心理問題愈發糟糕、反復，父母也對他失去了耐心，最終走向失控的地步。

縣城家長對孩子情緒的忽視，在宋祎禛看來，並非出於冷漠，而是不懂得如何回應。“很多80年代以前的一代人，普遍缺少情感養育的經驗，（遇到問題）只能看見對錯，看不見情緒。”

其實，包括宋祎禛自己，很長一段時間裡，也疏忽了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她成長在一個控制感極強的縣城家庭，母親嚴厲，父親脾氣暴躁。為了避免沖突，她早早學會察言觀色，做一個聽話、懂事的“乖孩子”，高考志願是父母幫她填的，婦產科醫生的工作也是遵從了父母意志。被推著走的生活一直持續到30歲，她突然產生了強烈的迷茫和焦慮，發覺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列被別人設定軌道的列車。當她把這些困擾向身邊人傾訴，並沒得到理解，連丈夫也認為她是“閒得沒事瞎想”。

這些困惑與痛苦，成了宋祎禛走近心理學的起點。她自學了心理學，後來辭去做了八年的婦產科醫生的工作，轉行成為一名心理咨詢師。宋祎禛說，這是她四十多年來為自己的人生做過的最重要的選擇。之所以選擇在縣城創業，是因為這裡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只不過，縣城主動尋求心理幫助的成年人仍然是極少數。受生活水平和消費觀念的影響，大多數成年人只有在情緒瀕臨崩潰、實在“扛不住了”時，才會走進咨詢室。

宋祎禛的心理咨詢室一角。圖源講述者

那位患有恐懼症的女性來訪者，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她剛坐完月子，穿著睡衣走進咨詢室，頭發油膩打結，皮膚上蒙著一層黑垢——不是因為邋遢，而是她害怕水。整個產後月子，她一次澡也沒洗過。

她害怕的不只是水，連小貓小狗都能引發她的驚恐反應。生育之後，這些症狀明顯加劇，嚴重影響了她的日常生活，丈夫最終也選擇離婚。

考慮到她的經濟狀況，那次咨詢宋祎禛並未收費。只對她的恐懼情緒進行了初步的安撫和幹預。其實，她的狀況需要長期支持和深入處理。但得知收費標准後，女人沒有再回來。

這是許多心理咨詢師都覺得無力的部分：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往往也最難承擔起心理咨詢的費用。

現實的限制也壓縮著這些心理咨詢師的生存空間。戴衛平來到縣城後，將咨詢費從在上海時的1100元降到300元，對家庭困難的來訪者，只象征性收取費用。即便如此，系統、持續地接受心理咨詢，對很多家庭來說仍是一筆沉重的開銷。

三年前，他從醫院辭職，決定回老家執業時，身邊同行都勸他慎重。那時他快五十歲了，厭倦了城市快節奏的生活，他其實挺喜歡在縣城的這幾年，日子平平靜靜，有了充裕的個人時間，能陪伴家人，閒暇時還能打理菜園子。雖然線下來訪不穩定，靠線上咨詢也能維持工作室的運營。

只是到了今年，情況變得更難了。經濟不景氣，戴衛平聽到不少外地同行關門的消息。3月，他把工作室從縣城搬到了附近的地級市吉安，這裡離家不遠，還能輻射更多鄉鎮，也意味著更多的客源。心理健康觀念的普及是個漫長的過程，他還想堅持堅持，等待改變慢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