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监控摄像头里看到美国的未来

中国通过数据操控来创建社会信用评分，以识别不值得信任的企业，或者让那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可以将他们觉得行为不端的公民列入黑名单。

许多美国人——不管他们是否知道——也被州政府当局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和预测软件进行了评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你手机上的许多应用程序收集的所有私人信息，更不用说智能家居设备、门铃摄像头，当然还有你的汽车——这些信息最终落入了被称为数据掮客的销售人员手中。反过来，这些数据中间商经常把数据卖给政府机构，尤其是执法部门。用我们的税款购买这些数据的警察正在利用可疑的漏洞，在没有搜查令或传票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搜查和扣押——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一些美国执法机构已经尝试将大规模监控的成果——面孔、社交媒体帖子、位置数据以及他们可以从数据掮客那里搜到的任何其他东西——输入预测软件，为个人生成“威胁评分”。

司法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和刑事司法的报告对软件生成的风险评估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指出人工智能精算模型“可以超越仅靠人类的判断”。

“透明度也是一个问题，”报告承认。“受风险评估工具影响的个人（及其代表）可能不知道该工具已被使用，或者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理解它是如何工作和执行的。受影响的个人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向工具提供的输入信息，也没有机会纠正错误。”

不仅仅是警察。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都热衷于采用了“早期预警”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探测学生的私人信息，为他们退学的可能性打分。这里也存在成本/收益的问题——早期预警系统的倡导者说，它们保护了面临困难或有风险的儿童，使他们不会被忽视。但许多家长并不知道，有关他们孩子出勤、行为和考试成绩的数据正在被收集并提交给预测软件。

更令人不安的是，学校收集的数据有时会落入执法部门的手中。

不知何故，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我们对隐私的理解——为什么隐私很重要，谁需要隐私——似乎有所下降。起草美国最早一份权利清单的人曾发起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当时的殖民者会随意闯入他们的住宅和商铺。因此他们深信，隐私是自由的一个条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权利法案》保护一系列隐私——家庭、身体、宗教信仰，甚至知识和个人信息方面的隐私，正如第五修正案中规定的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所体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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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者、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崇信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杰里米·道姆在中国生活多年，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他说，这项工作让他见证了中国和美国对隐私态度的迅速转变。他指出，美国人，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曾经说要为了安全而放弃隐私”。

“现在我们为了方便而放弃了隐私，在我看来，我们的私人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廉价，”他说。“在这一点上，这笔交易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

从中国回来后，我开始通读1974年的《隐私法》，感觉就像打开了一个时间胶囊。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在介绍这项因水门事件和联邦调查局监控事件而产生的立法时提醒立法者，隐私确保了“美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保持自由”。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向政府透露任何信息都是在放弃自己的自由。

“政府或任何机构对我们了解得越多，它对我们的权力就越大，”欧文说。“当政府知道我们所有的秘密时，我们就赤裸裸地站在官方权力面前。被剥夺了隐私，我们就失去了权利和特权。”

很难想象一名如今的参议院领导人在谈到隐私问题时能讲得如此透彻。自9·11恐怖袭击以来，我们一再听到我们的领导人诋毁我们的私人信息孤岛机制，仿佛这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旨在保护我们免受政府侵害的关键保障措施。特朗普的一项行政命令明确指出，信息孤岛（这是一种历史悠久、法律规定的做法，联邦机构将人们的私人信息安全地存储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包括政府的其他部门）是“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来源。

这种文化转变也许和监控本身一样隐蔽。我们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暴露在无形的观察者面前。我们被它带来的技术所吸引，认为自己无法改变它。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它。到目前为止，国会和联邦政府对过度监控仍然无动于衷，州和地方官员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勇气。

就在上个月，蒙大拿州成为第一个关闭所谓的“数据掮客漏洞”的州，限制政府购买人们的私人信息——尽管经过多年的立法努力，这种保护仍然不存在于联邦层面。至少有20个州颁布了全面的消费者数据保护法，许多城市试图阻止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尽管警方有时会通过将这项工作外包给邻近的执法部门来绕开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