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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对不生孩子的人收税了,但大概率没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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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0~3岁的幼儿被送入保育园托管照料。原先此项制度将优先考虑双职工家庭,如今则允许任何家庭在一定的时间限额下进行托管,利于其寻求工作机会。


(4)设立产后休假补助金。父母双方均可进行14天以上的育儿假期并获得补助,叠加既有的育儿休假补助金相当于可弥补全额收入损失,但该制度最长只能维持28天。

(5)设立育儿缩短就业补助金,用以补偿因抚育2岁以下幼儿导致工时缩短引起的收入减少。


(6)免除抚育1岁以下幼儿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的国民年金。



2025年5月23日,东京,日本首相石破茂视察一家儿童餐厅时收到顾客赠送的画像(视觉中国/图)

无法支援的支援金“儿童·育儿支援金”看上去征收数额并不大,但它是日本人一系列税负的其中之一。

一方面,日本政府经年累月地提高消费税,已达物价的10%,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掠夺;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则不断通过以非正式雇员替代正式雇员的形式,使国民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上的保障缺位,以此形成了国家与企业的“双重掠夺”。


尽管在纸面数据上日本的收入和就业率一片大好,但考虑到近年的日元贬值和输入型通胀,普通人的实际购买力反而有所下降,年轻人更难负担结婚和生育的成本。

在此背景下,出台支援金的征收方式和补贴制度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将全体国民视为资金来源,却只有育儿家庭才能受用,因此不少人揶揄此项政策为“单身税”。尽管“无孩税”的提法要比“单身税”更为贴切——因为那些结婚而无子,或孩子已成年的家庭也需负担这笔费用——但这对单身青年群体的触怒显然更加明显。

招致非议的原因非常简单。正如所有回顾平成史(1989年-2019年)的学者都会论述的,当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多是出生于经济泡沫破裂后的“就业冰河时期”,从出生起他们便须承受社会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压力,从而压制了他们对结婚和生育的想法。因此,唯有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提振经济和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些网民开始抨击日本政府的无能,抱怨日本当前的苛捐杂税已经足够繁重,无论是消费税、汽车重量税、不动产取得税、固定资产税、所得税,还是各类保险,都给民众生活带来压力。

如今,日本国民的税务和社会保障负担率已经高达47%,相当一部分育龄青年本就难以负担育儿成本,选择育儿的反而是相对宽裕的那一批。育儿支援金的出现,搞不好是“劫贫济富”。连儿童政策担当大臣三原顺子自己也承认,该项制度并没有给全体国民带来好处,存在可优化的空间。

民怨之下的育儿支援金也未必能实现政策的初衷。根据日本政府的估算,即使将现有的补贴与支援金合计,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所能获得的也不过是35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5万元),而要把孩子养这么大,各个家庭则至少需要付出上千万日元的成本。换言之,如果为了获得微薄的育儿援助金去生育孩子,反而会增加家庭支出的缺口,这笔“支援金”完全起不到援助的作用。

专门研究育儿和少子化问题的京都大学教授柴田悠也指出,如果依靠当前的补贴政策,出生率至多提高0.1,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对此,石破茂政府也束手无策。在面对日本维新会代表前原诚司的国会质询时,石破茂也无法就补贴来源和政策效益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能强调日本育儿的支持位于发达国家前列。然而,这种虚名和进一步向国民抽血的做法,恐怕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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