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男子受审三十年,本月7号将第7次开庭

拖久了，当事人自然疲软，社会也遗忘了真相。

说来也神似古今许多冤案的影子：清末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也曾错判连连，最后靠舆论与朝廷介入才得以翻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吃人”的社会，也可以视作对种种体制性的黑暗隐喻；卡夫卡构筑的“荒诞官僚体系”在这里活生生地显现。只是换了个时空，换了一群人，但套路如出一辙：当外力足够强大，法制就可能变形，当事人的悲剧就没完没了。

人们常说“正义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若迟到的代价是三十年，是否真的还能称之为正义？

反观案件里每一次发回、每一次重审，都像一次循环往复的仪式。某些法官或许心底有数，但是：

表面文章必须做足。

开庭、举证、采信所谓鉴定，形同走过场。最讽刺的是，张扞军若真的有罪，他应该被关完三年刑期就结束了；若无罪，那当年第一次判决就存在严重问题。而现在他处于既不是服刑、也不被宣告无罪的诡异状态中：在社会眼里依然是“有案底的人”，在法律文本里却悬而未决。这种尴尬的身份扭曲，更是对当事人尊严的一种漫长摧残。

这或许比真坐牢还难受。真坐牢，关三年就能出来，他却被困了三十年，哪怕随处走动，梦魇也徘徊不去。

如今，案子再度回到元氏县法院，照往常规律，也许又会经历一番漫长耽搁。要么再下一纸“终止审理”之类的裁定，要么干脆继续发回。张扞军还在苦等，他说自己已经老了，可还想给儿子们一个交代；那些年收破烂攒下的微薄积蓄，大多也花在了各种“申诉费”、往返路费上。

放在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总期待法治能给每个公民以及时的答复，可多少像张扞军这样的案子，却被层层关系束缚，变成永远的遗忘。三十年换了几代审判长，那摞卷宗在档案室里泛黄。有人说这是一个“死循环”，除非有极大外力介入，否则难见终局。

至于那一直逍遥法外的“胡院长”，是否还健在？是否早已悄悄退居幕后？对方当年证言造假、病例疑云，也许都被埋进了时光里。

张扞军仿佛是一位想要获取通行证的旅人，却被告知：“前面已有很多人在排队，你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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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半辈子，却连队尾都还没摸到。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件民事纠纷演化出的刑案，非要这么反复？为什么明明漏洞百出，却没人纠正？可所有疑问到了现实层面，只能换回一声长叹。

也许，这桩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还会继续荒诞下去。也许某一天，上级法院真的拍案而起：我们彻查！到那时，当年的人证物证又是否能找齐？也有人寄希望于媒体和互联网：“只要舆论够大，就能把盖子掀开！”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这起“元氏县三十年未决案件”能获得多少聚光灯？多少轰轰烈烈的新闻，三五日便被下一个热点替换。

久而久之，风过无痕，人们仍然相信正义只是迟到。

倘若一切依旧，张扞军只能继续和他的家人守在那个寒冷的角落，等待法律的最终说法。可正义若要再来，也许他已白发苍苍，孩子也步入中年，他多年被搁置的冤屈又如何弥补？

当法院因多重关系牵制而无法发力，反而成为“踢皮球”的场所时，老百姓就只能进退维艰。

如果拿《聊斋志异》里的各种阴阳怪谈来类比，仿佛只有走到“鬼神出面”那一步，才能惩治作恶者，还无辜者一份清白。可这是21世纪的中国，理应：

相信法治，而不是神鬼。

对观者而言，这件事越看越荒诞，却又带着一抹揪心的冷静：倘若法律能被随意“关系化”，谁又能保证自己哪天不会踏进另一个无底洞？

每一个荒诞的案件，都在提醒整个社会：明面上的法治建设若只能停留于口号，而对具体的冤屈与舞弊束手无策，终究会动摇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几十年过去，他手里拿不出一纸正式的无罪判决书，也领不到任何赔偿，更别提重回人生正轨。天大地大，却容不下他一个普通人想讨回公道的执念。

这正是本案最令人心惊的地方：它没有电光火石的惊天阴谋，也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背景，只是一点人情权力的暗流，就把一个家庭彻底绞入三十年的泥沼里。

或许多年后，当历史翻过这篇，只有泛黄的卷宗和破败的庭审记录，才能见证当年那辆自行车撞击引出的荒诞剧。有人会写进教科书说：“你看，这就是当年司法改革前夕的某种顽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