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徽欽二帝迎來了應得的"福報"

2025-07-09 | 來源: 循跡曉講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我個人認為，“靖康之恥”是一件很足以塑造當代中國人性格的大事。這件事情的影響不僅是一些詩詞作品和武俠小說的設定這麼簡單，在我看來，它把傳統文化中所謂的“道學”推廣到了非常高的地步。自20世紀以降，出於許多政治宣傳的目的，靖康之恥又被反復拿出來重提了好多遍，那麼古代的華夷之辨在近世的話語體系中就會以各種新的方式被重新述說（比如那句又被撿起來的“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但無論如何，許多這樣豪氣幹雲的話語背後，都隱約藏著那對靖康之恥的恐懼。

那麼很自然地，靖康之恥這件事情究竟緣何而起，當真是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了。但可惜無論是過去還是近世，對這件事情的起因大抵都是從道德角度切入且淺嘗輒止，即使如金庸先生，也只好說出這樣的話來——

“想當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長生不老，要做神仙，所用的奸臣，像蔡京、王黼，是專幫皇帝搜括的無恥之徒；像童貫、梁師成，是只會吹牛拍馬的太監；像高俅、李邦彥，是陪皇帝嫖院玩耍的浪子。道君皇帝正事諸般不理，整日裡若不是求仙學道，便是派人到處去找尋希奇古怪的花木石頭。一旦金兵打到眼前來，他束手無策，頭一縮，便將皇位傳給了兒欽宗。那時忠臣李綱守住了京城汴梁，各路大將率兵勤王，金兵攻打不進，只得退兵，不料想欽宗聽信了奸臣的話，竟將李綱罷免了，又不用威名素著、能征慣戰的宿將，卻信用一個自稱能請天神天將、會得呼風喚雨的騙子郭京，叫他請天將守城。天將不肯來，這京城又如何不破？終於徽宗、欽宗都給金兵擄了去。這兩個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罷了，可害苦了我中國千千萬萬百姓。”（射雕英雄傳第一回，風雪驚變）

當然作為小說家而言，金庸先生這麼寫是毫無問題，但很遺憾的是，類似這樣的許多話被許多人當了真，然後以此作為信史銘記在心了。我自己對於“以史為鑒”是持有非常悲觀的態度，所謂“以史為鑒”，這件事情頂重要的前提是以誠實之心面對過往的一切，而不是加上很多扭曲的濾鏡。可惜的是，很多情況下後人面對的歷史的確已經是不那麼誠實的記述了，在這種情況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算是一個很自然的結局。

◇ 圖為郭建龍著《汴京之圍》書影

而我之所以給《汴京之圍》打五顆星，蓋因此書很誠實地記錄了靖康之恥前前後後的許多事情，而且作者在寫書的時候很克制，沒有借著手頭的歷史材料洋洋灑灑地過多發揮自己的見解。一個合格的歷史研究者應該在對材料的敘述中隱去，而讓觀眾通過自己選取的材料和這些材料呈現的方式讓觀眾明白自己的用心。這該是歷史寫作的一個基本要求，在當代的許多歷史著作（特別是中國古代史著作中），達到這樣要求的書委實不多，幸運的是這本書做到了。

如同許多分析北宋末年的著作一樣，這本書敘述的歷史事件不晚於王安石變法，在這一點上應該承認，造成靖康之恥的因素有很多，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在這些必然的因素裡，北宋作為中國皇權專制的一個典型案例，會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比如冗官冗兵，皇帝要極力防止手下造反，等等等等，而中國皇權專制的幾千年歷史，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這些結構性問題害的一個個朝代以各種方式死掉而已，北宋豈可以幸免？

◇ 圖為燕雲十六州

再說說那些偶然性因素。其實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靖康之恥的直接誘因不是“北宋積貧積弱”，而是非要趁著遼國國勢頹廢之時要收復燕雲十六州，為此不惜撕毀百年盟約，而後來在同女真結盟的時候又反復地出爾反爾罷了。

為什麼一定要收復燕雲十六州呢?在皇帝來講是好大喜功，在主戰的臣子那裡，這是大大的政績。至於“任何決策的實施該做的基本利弊衡量”，比如收復燕雲十六州能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這樣做的風險是什麼，這是沒什麼人在當時分析的。不惟如此，中國從古到今的許多決策，至少從我接觸的史料來看，考慮到一個最基本“成本收益核算”的委實不算太多，很多情況下做決策的依據也只是一時的沖動，然後用一句漂亮的口號或者“一盤大棋”之類的陰謀論給蓋過去了。當然，我覺得廟堂之上作決策的人大約其實是不傻的，之所以做事的後果是如此難堪，大約是有著頗多的難言之隱，比如說，集權官僚體系中，“有政績”和“不丟面子”是壓倒一切的，才不管這個政績是可能帶來怎樣可怕的後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收復燕雲十六州”就是這個的注腳，而宋朝令人無語的地方在於，同樣的故事在南宋末年又幾乎原封不動地重演了一遍。再後來，類似這樣“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傳統，大明和大清也很自覺且變本加厲地繼承了下來，讓人不知道說什麼好。

◇ 圖為宋徽宗趙佶畫像

另一個偶然的因素就是徽宗朝那會兒君臣們的心態和德性了。我自己絲毫不掩飾對宋徽宗藝術成就的欣賞，但很不幸，由於他自己亡國之君的結局，他“好聲色犬馬，舞文弄墨”之類的東西，都被說成是“私德有虧”。如我所言，很多人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往往流於簡單的道德判斷，而在我看來更不幸的是，許多這樣的道德判斷其實都沒有抓住一些根本性的事情，那麼有些皇帝和領導者在傳統史學家看來私德很不錯，比如明末的崇禎皇帝，他的確和宋徽宗很不一樣，非常勤政，但最終大明還是亡了。這至少證明一件事情，就是傳統史學所秉持的道德觀是有問題的。

在我看來，所謂勤政懶政，所謂寫字畫畫，其實對於統治者而言都是不那麼重要的德行。作為統治者，最重要的德行只有一個，那就是“謹慎和負責”吧。用羅馬人的話說是這麼幾個詞，gravitas，責任感；pietas，為家族和國家的奉獻精神；還有iustia，對自然秩序下的等級制天然的認同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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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宋徽宗趙佶繪制的《花鳥圖》

從這個意義上講，徽宗皇帝和欽宗皇帝的確是“德不配位”。本來收復燕雲十六州和一系列的謀劃是廟堂之上君臣的主義，而北宋的軍力不強，這樣收復燕京的“宏業”很大程度上是靠著趙良嗣的外交努力得到的。日後由於徽宗皇帝的一系列操作讓金國人找到了撕毀合約的借口出兵北宋，宋朝君臣選擇讓趙良嗣背鍋把他殺了。類似的事情也出現在明末崇禎皇帝的作為裡。在這裡，這幾位統治者不管是否勤政，在這個根本性的德行上是有著嚴重的缺失。站在這個最根本道德的角度來講，所謂的“德行匹配”是一個真理。一個人總歸要德行匹配的，要麼是真的具備某個位置上應有的品格而受人尊敬，要麼就一定會因為基本的道德缺失而遭遇嚴厲的懲罰，換句話說，德行總要匹配，in one way or another。

再說說這個iustia吧，那就是關於“自然秩序”和一些相關的推論。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弱肉強食的純粹叢林世界，大約是因為人類不太會把弱者趕盡殺絕，而這種維護弱者權益的東西，大約就是“契約”之類的存在了。

◇ 圖為大衛·勞合·喬治（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國自由黨政治家，在1916年至1922年間領導戰時內閣，在1926年至1931年間擔任自由黨黨魁

1914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議會譴責德國並呼吁對德宣戰，他認為德國踐踏了契約精神，而這種契約精神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正是憑借這幾張微不足道的支票和匯票，幾張小小的紙就可以驅動萬噸巨輪在大西洋兩岸穿梭運輸。這種基於互信的契約非常珍貴......”誠然，我周圍有相當多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們堅定地認為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嗯，在很有限的幾個極端案例中，這麼做可以理解，但倘若一個人把這樣的雞賊齷齪當作人生觀貫穿人生，或者一個國家把這樣的不守信用當作基本國策來指導國家大事，等待他們的除了悲劇就毫無其他，這正是歷史的教訓。

我一向不認為“落後就一定會挨打”，倘若如此，世界上那麼多相對落後的團體和國家大約就不要活了。在我看來，從歷史中得到的教義是這樣的，“不守契約大概率會挨打，已經落後了還理直氣壯地不守契約，就一定一定會挨打”。在這個層面上，靖康之恥才是有啟迪後人的意義。

所以徽宗的悲劇不是什麼聲色犬馬，而是“輕佻”二字，所謂“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當年宰相章淳的話還是蠻准的。

◇ 圖為所謂“靖康之恥”的場景復原

可惜的是，靖康之恥之後沒多久，大家就把這些很容易從史料中得到的東西忘掉了，大約選擇遺忘是逃避痛苦的方式吧，可是痛苦就在那裡，並不是通過逃避就可以看不到的，所以如《汴京之圍》這本書裡所言，中國古代的許多男人把亡國的苦果推給了女人。南宋的時候關於婦女節烈一事特別看重，這和靖康之恥也是有很直接的關系。在後世的道學家們看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中國的男人們大抵都是可以成為聖賢的，只不過女人紅顏禍水罷了”。類似的事情，在明末和清朝又發生過好多遍，太陽底下無新事嘛，古今中外皆然——1944年盟軍解放法國之後，在德國人鐵蹄下唯唯諾諾了四年的法國男人義憤填膺地揪住了許多“同德國軍官睡覺”的法國姑娘，把她們剃了光頭游街，嗯。

◇ 圖為法國解放後，抵抗組織帶領被剃光頭的法國婦女游街示眾羞辱

當然，許多這樣認真的思考大抵是很不討喜的，所以面對沉重的歷史，激昂的口號或者文藝的緬懷都是蠻不錯的止痛劑吧，作為前者，自有許多打雞血的言辭在；而作為後者呢，我常常會想到徽宗皇帝那《北行見杏花》的詞，那是他被押往金國北地之時寫的東西。

“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無做。”

想到這些，會對他有頗多的同情在。但作為半個開封人，有時候我會拿起北宋時期開封都城的圖來看，看那些“曹門”，“繁塔”，“金明池”之類熟悉的地名，再想到這些地方在我小時候的樣子，那點對徽宗皇帝的同情也就會消散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