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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徽钦二帝迎来了应得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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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燕云十六州


再说说那些偶然性因素。其实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靖康之耻的直接诱因不是“北宋积贫积弱”,而是非要趁着辽国国势颓废之时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此不惜撕毁百年盟约,而后来在同女真结盟的时候又反复地出尔反尔罢了。

为什么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呢?在皇帝来讲是好大喜功,在主战的臣子那里,这是大大的政绩。至于“任何决策的实施该做的基本利弊衡量”,比如收复燕云十六州能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这是没什么人在当时分析的。不惟如此,中国从古到今的许多决策,至少从我接触的史料来看,考虑到一个最基本“成本收益核算”的委实不算太多,很多情况下做决策的依据也只是一时的冲动,然后用一句漂亮的口号或者“一盘大棋”之类的阴谋论给盖过去了。当然,我觉得庙堂之上作决策的人大约其实是不傻的,之所以做事的后果是如此难堪,大约是有着颇多的难言之隐,比如说,集权官僚体系中,“有政绩”和“不丢面子”是压倒一切的,才不管这个政绩是可能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复燕云十六州”就是这个的注脚,而宋朝令人无语的地方在于,同样的故事在南宋末年又几乎原封不动地重演了一遍。再后来,类似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传统,大明和大清也很自觉且变本加厉地继承了下来,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 图为宋徽宗赵佶画像


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就是徽宗朝那会儿君臣们的心态和德性了。我自己丝毫不掩饰对宋徽宗艺术成就的欣赏,但很不幸,由于他自己亡国之君的结局,他“好声色犬马,舞文弄墨”之类的东西,都被说成是“私德有亏”。如我所言,很多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往往流于简单的道德判断,而在我看来更不幸的是,许多这样的道德判断其实都没有抓住一些根本性的事情,那么有些皇帝和领导者在传统史学家看来私德很不错,比如明末的崇祯皇帝,他的确和宋徽宗很不一样,非常勤政,但最终大明还是亡了。这至少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传统史学所秉持的道德观是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所谓勤政懒政,所谓写字画画,其实对于统治者而言都是不那么重要的德行。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德行只有一个,那就是“谨慎和负责”吧。用罗马人的话说是这么几个词,gravitas,责任感;pietas,为家族和国家的奉献精神;还有iustia,对自然秩序下的等级制天然的认同和维护。




◇ 图为宋徽宗赵佶绘制的《花鸟图》

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的确是“德不配位”。本来收复燕云十六州和一系列的谋划是庙堂之上君臣的主义,而北宋的军力不强,这样收复燕京的“宏业”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赵良嗣的外交努力得到的。日后由于徽宗皇帝的一系列操作让金国人找到了撕毁合约的借口出兵北宋,宋朝君臣选择让赵良嗣背锅把他杀了。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明末崇祯皇帝的作为里。在这里,这几位统治者不管是否勤政,在这个根本性的德行上是有着严重的缺失。站在这个最根本道德的角度来讲,所谓的“德行匹配”是一个真理。一个人总归要德行匹配的,要么是真的具备某个位置上应有的品格而受人尊敬,要么就一定会因为基本的道德缺失而遭遇严厉的惩罚,换句话说,德行总要匹配,in one way or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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