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 俄羅斯,怎樣被關在了歐洲的大門外

2025-07-14 | 來源: 海邊的西塞羅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這些西方國家身上，除了對我們盲目的仇恨和敵視，我們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東西。他們不理解我們，他們也不想理解我們。”“是的，就是這樣！和他們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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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俄羅斯帝國沙皇尼古拉一世訪問英國，彼時的他絲毫沒有意識到，他在此行中的一個提議，會讓自己的帝國和其本人一起，一腳踏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是的，如果時間退回到19世紀中葉，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沙皇俄國都正處在它的“全盛期”當中。由於在之前的拿破侖戰爭當中，沙俄最終選擇了站在反法同盟一邊對抗拿破侖，並在1812年成功依靠“冬將軍”擊敗了拿破侖遠征軍，最終護送著路易十八實現了波旁王朝的復辟，哥薩克騎兵飲馬塞納河。在戰後的“維也納體系”當中，沙俄成為了無可爭議的歐陸霸主，它提出並主導簽訂了《神聖同盟》，成為了當時整個歐洲反革命秩序的主導者。馬克思憤恨的將當時的沙俄稱之為“歐洲憲兵”，詛咒其盡早崩潰，但這看似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當時的沙俄不僅能彈壓國內的進步力量，只要當時歐洲各國出現革命，沙俄一定是第一個出兵進行幹涉鎮壓的那個列強。儼然把全歐洲都當做了自己的小兄弟和勢力范圍了。而對這一點，奉行“大陸均勢外交”的英國居然似乎聽之任之，因為英國在拿破侖戰爭之後進入了軍事上的“養傷期”，並在經濟上加速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來的後果，英國需要龐大而穩定的海外原材料供應地和市場，而龐大的沙俄和其維持的穩定歐陸秩序為英國人提供了這一點——在工業革命的催化下，英俄兩國形成了堪稱恐怖的貿易綁定，向英國出口的礦石、煤炭、木材、毛皮等原材料占到了俄羅斯出口總額的73%，而英國向俄羅斯傾銷的工業品，則占到了其出口總額的40%。更不用說沙俄帝國靠維持的龐大軍備，彈壓歐陸各地的起義、維持市場穩定給英國帶來的隱性收入。以上種種所有，讓沙皇尼古拉一世認定英國一定無法割舍與俄羅斯的關系。這讓他敢於提出那個大膽而野心勃勃的計劃——邀請英國一起瓜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尼古拉一世在會見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時就含蓄的提出了這個方案，在得到女王委婉而又不是禮貌的回絕之後，他竟然沒有意識到英國人厭煩這個想法，而又跑去跟英國首相羅伯特·皮爾提議。且這一次說的更加直白、露骨：“土耳其已經是一個注定死亡的人了，唯一的問題是，英俄兩國應該協調出一個合理的分配（瓜分）方案，以防止可能的歐洲大戰……只要英俄達成默契，其他國家怎麼想，根本無關緊要……請您放心，我對土耳其的領土沒有一寸多余的野心，我只要求俄羅斯得到它應得的那一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歐洲的永久和平。”沙皇這篇這份充滿了帝國主義霸權自負的長篇獨白，嚇壞了英國首相，後者不得不要求沙皇“離窗戶遠一些”，以防止倫敦無處不在的記者聽到這份發言，並將其作為丑聞公之於眾。是的，與沙皇一廂情願的認為他在吞並土耳其過程中禮貌的讓英國人“喝口湯”就能讓後者心滿意足不同。英國人對這個瓜分土耳其的方案一點都不感興趣，甚至從此開始對俄羅斯壞有了警惕。沙皇尼古拉的此訪表現是歐洲近代外交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誤判。因為作為專制君主的沙皇，根本無法理解英國當局的思維模式——當時的英國雖然也是典型帝國主義國家，但與沉迷於一味擴張、“打下一個大大的帝國”的沙俄還是有本質不同的。英國是一個工商業主主導的國家，它海外擴張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給本國的工商業提供原材料和市場。在保證這一點的前提下，讓願意合作的勢力繼續其在當地的統治，相比於英國直接進行殖民統治，是一種更節約成本的手段。而19世紀中葉的土耳其通過英土之間的一系列條約，在保障地中海自由貿易的前提下，已經滿足了英國的需求了。這個時候沙俄提議什麼二一添作五，咱倆把土耳其瓜分了吧，還什麼“不用考慮別國怎麼想”。對英國是一個純粹賠本的買賣——英國不僅可能喪失原本已經到手的部分土耳其國內市場，還要和早已“名聲在外”的俄羅斯一起承擔領土強盜的惡名。

可是看似過於“一廂情願”的尼古拉一世，此時其實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因為再不發動對外戰爭大打一場，沙俄國內的革命之火，就快壓不住了。19世紀的沙俄，跟它那個時代名聲在外的一批思想家、文學家一樣，在性格上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矛盾綜合體——一方面，作為撲滅法國大革命野火的“歐洲憲兵”，沙俄非常反動而落後。但另一方面，正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擔當“歐洲憲兵”的過程中，沙俄貴族們開始認識到了其國家自身的體制有多麼陳腐、農奴制有多麼惡劣而不人道、沙皇的君主專制又是怎樣一種在歐洲各國中獨一份的奇葩存在。這種覺醒最終導致了1825年沙俄皇權交接過程中的“12月黨人起義”，進步貴族們公開率軍反叛，要求沙皇進行君主立憲改革、擴大議會權利、甚至廢除農奴制。十二月黨人起義，俄羅斯兵變倒是有傳統的……雖然這場起義被尼古拉一世嚴厲鎮壓了，但給這位沙皇留下了極大的心理陰影。為了維持統治，尼古拉一世一改沙俄此前銳意向西方學習的態度，嚴禁沙俄貴族去西方各國留學，甚至連旅行、通婚都進行了限制，他還在國內設立了檢查機構，要求每個沙俄公務人員同時都兼職成為思想審查員，嚴格控制西方啟蒙思想在俄羅斯民間的傳播。如果你看過契科夫那篇著名的小說《套中人》，你就能夠理解當時的沙俄是一種什麼樣的氣氛。小說中那個性格孤僻、恐懼變革、時刻把“總之，不要出什麼亂子就好”掛在嘴邊的主人公別裡科夫，其實就是當時沙俄遍地兼職審查員的小公務員的群像——甚至有人認為別裡科夫直接諷刺的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因為謹小慎微、拒絕變革、一切以“不出亂子”為要，恰恰是尼古拉一世的治國信條。總而言之，從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到19世紀中葉，沙俄搞了20多年俄版的閉關鎖國，但這種閉鎖帶來的影響是非常要命的。一方面，它剛好讓沙俄錯過了日新月異的西歐工業革命，在科技、工業和經濟上日漸落後。另一方面，在思想上，空前的壓抑，反而導致了十二月黨人後繼有人，以果戈裡為代表的一批俄羅斯文學家應運而生。彼得堡的大學生們開始公開朗誦他的《死靈魂》、《欽差大臣》，在嬉笑怒罵中發泄對沙皇越來越多的不滿。尼古拉一世絕非蠢人，他知道在“歐陸霸主”的表象背後，沙俄帝國的敗相已露。科技、工業、經濟硬實力的日漸落後和國內思想上的躁動，讓這位沙皇意識到，必須做一些什麼動作挽救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皇位了。而考慮到沙俄的擴張傳統，他明白最簡單有效的方式莫過於對外發動戰爭，通過大面積擴張領土重新證明自己的國家依然非常“支棱”。被戰爭所點燃的大俄羅斯主義情緒更有助於對沖掉自由派的星星之火。那麼，打誰呢？當時的歐洲列強中，英國太強肯定打不過，法國是已經在拿戰中被征服過一次的國家，普奧兩國是沙俄“神聖同盟”的盟友，不好公然毀約。想來想去，只有日漸衰“西亞病夫”奧斯曼土耳其可以打一下“彰顯武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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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詭異的是，尼古拉一世的這個想法，跟歐陸另一頭的另一位“皇帝”撞了車，這就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侖三世、路易·波拿巴。與尼古拉一世的皇冠是靠大炮鎮壓國內所有階層得到的不同。路易·波拿巴頭上這頂皇帝的冠冕，是靠討好國內所有階層得到的，1852年，當他通過全國公投的方式稱帝時，全法國的投票者當中居然有97%的人擁護他推翻共和制稱帝。路易·波拿巴實現這個奇景的秘訣在於他對國內所有階層都許諾了美好的未來——他向窮人許諾了工作和福利、向資本家許諾了經濟發展很充足的原材料供應、向民族主義者許諾了法蘭西帝國的重新崛起和打破束縛法國的維也納體系，甚至向天主教徒許諾了“重建基督的榮光”。而能立刻達成所有這些許諾的“終南捷徑”似乎也只有一條，那就是發動一場戰爭。那麼，打誰呢？最初，拿破侖三世和尼古拉也想到一塊去了——他選上的也是歐陸魚腩土耳其。但在具體操作上，民選出來的皇帝拿破侖三世畢竟還是比尼古拉一世精明不少。他知道直接對土耳其提出領土要求是觸犯首強大英的底線的。所以他別出心裁的想了個在19世紀堪稱奇葩的目的——宗教要求。1850年，路易·波拿巴派拉瓦萊蒂侯爵去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宮廷明確的承認法國對大部分聖地教堂擁有保護權。所謂“聖地保護權”，這個概念幾乎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代。1535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破天荒的與奧斯曼帝國蘇萊曼一世結為同盟共同反對神聖羅馬帝國。作為饋贈，彼時強盛的土耳其帝國確認了法國對聖地教堂的“保護權”——以後來耶路撒冷朝聖的基督徒都歸你法國罩著了。可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教權在推翻一切的革命浪潮中自顧不暇。“聖地保護權”也就旁落到了受沙俄支持的希臘東正教徒手中。現在拿破侖三世重新問土耳其要這個權力，那意思是法國人民重新站起來了，以前許諾的權利你得重新還給我們。這可難壞了土耳其蘇丹——一邊是法國皇帝，一邊是俄國沙皇，雙方都憋足了勁，想把他的國家當做自己對內博取民眾歡呼的權力秀場。兩邊他誰都惹不起，那能咋辦呢？蘇丹明智的選擇將法國的這個要求通報給了沙俄。高傲的沙皇得到這個消息之後的反應當然是暴怒——法國？當年的手下敗將而已麼！他也配和我們搶聖地？於是尼古拉一世寫了一封態度極為傲慢的親筆信給拿破侖三世，信的大意可以總結為“禽獸，放開那個土耳其，讓我來！”——土耳其是沙俄的勢力范圍，不容法國染指，前兩年我訪英的時候都跟老大說好了！而千不該萬不該，尼古拉一世還歷史學家附體，在文末補了這麼一句：“我想您一定不希望1812年的發生在法蘭西身上的恥辱重演。”——1812年，也就是拿破侖遠征俄羅斯，最終幾乎孤身逃回巴黎那一遭。這，就屬於打人偏打臉了。且正中拿破侖三世下懷。本來拿三皇帝跟土耳其碰瓷一下，就是為了挑起法國國內壓抑已久的民族主義激情。接到沙皇這封信以後，拿破侖三世一看——呦吼，買一送一，還有意外收獲呢！正愁打土耳其不得勁了，你沙俄就送上門找揍來了？於是他立馬將信件原文在法國各大報紙上做了公開。頃刻之間，法國國內頓時群情激奮，民族情緒被徹底點燃。右派想起了沙俄當年給他們親愛的拿破侖皇帝的戰敗羞辱，左派則回憶起了沙俄軍隊對法國革命勢力的鎮壓。雙方一起要求拿破侖三世——保衛我們在土耳其的聖地權力，跟他丫的沙俄新仇舊怨一起算。而拿破侖三世此時正在謹慎的召見英國駐法大使，詢問英國是否真的已經與沙俄達成了（如沙皇所言的）瓜分土耳其的默契。英國人的回復是理所應當：沒這回事兒啊！他那次去，我們就是禮貌的敷衍了一下而已。尼古拉一世現在打著我們的名號四處拉大旗作虎皮，我們也很憤怒的好不好？聞言的拿破侖三世，立刻敏銳的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一個讓拿破侖戰爭戰敗後的法國打一個翻身仗，以終結法國作為維也納體系下被處分的“戰敗國”的機會。因為構建維也納體系的兩大柱石——英國與沙俄之間，此時已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裂痕。沙俄不斷擴張的野心，已經超過了英國的忍耐極限，此時只需要輕輕推上一把，雙方在一場戰爭中正式開打，名存實亡的“英俄友好”就正式解體了。於是拿破侖三世立刻做對英國拋出橄欖枝，表示咱們兩國那點矛盾都好商量。法國在阿爾及爾的擴張，是絕對不會損害英國在埃及的利益的。法國對土耳其的主權也將完全尊重。得到這個表態後的英國立刻表示法國這個兄弟行！能處！比不識相的沙俄聽話多了！於是英國投桃報李，表示願意與法國協同立場，還要說服土耳其與法國統一戰線，大家聯合抵抗沙俄。似乎還嫌“朋友圈”不夠大，拿破侖三世又拉上了薩丁王國，以支持後者日後統一意大利為代價，換取了撒丁王國在對俄問題上協同立場。這樣，一個共同制衡俄羅斯的英、法、薩（意）、土四國同盟，就在拿破侖三世的牽線搭橋下，在1852年迅速形成了。讀史看到這一段，你會感歎拿破侖三世其實也算是非常懂得縱橫捭闔之術的一時人傑，能精巧的挑動沙俄的怒氣形成統一戰線，並借此摘掉自身的戰敗國帽子——如果不是後來碰上了比他更懂外交的戰略大師俾斯麥，拿破侖三世也許真的能以“讓法蘭西重新偉大”的偉大皇帝的形象走完此生。但在1852年，在俾斯麥的普魯士尚未成氣候的時刻，拿破侖三世的這點手腕已經夠用了。一個精巧的“捕熊陷阱”已經在他的編織下張網而待。就看沙皇尼古拉一世還沒有認清形勢，上不上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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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負眾望的，尼古拉一世絲毫沒有認清形勢對沙俄的岌岌可危。當然，如前所述，更可能的原因俄羅斯國內此時風起雲湧的形勢，逼迫著沙皇不得不趕緊發動擴張以轉移矛盾。1853年2月，緬希科夫親王作為俄羅斯全權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認沙皇對蘇丹統治下的東正教臣民（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希臘人等）有特別保護權。後世史學家公認，緬希科夫親王此行是非常體現“俄式外交”特點——他從沙皇那裡得到受命，不是和土耳其人談成這筆交易，而是一定要找到對土開戰的借口，他答應了條件你就再提個新的。於是當被英法授意“再讓一次”的土耳其全盤接受了這些條件時。緬希科夫親王就又趁機提價提出新的要求，要土耳其拱手讓出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兩個附庸國，還要整個巴爾幹半島的東正教徒的“實際保護權”。已經看出沙俄此次是存心找茬的土耳其，這一次在英法的共同支持下沒有再讓。終於得到宣戰借口的俄羅斯隨即對土耳其下達最後通牒，並宣戰。近百萬俄軍浩浩蕩蕩的跨過俄土邊境，發動第九次“俄土戰爭”，打算欺負一下已成魚腩的土耳其。但出乎尼古拉一世預料的是，戰端一開，他同時遭遇了英、法、撒丁三國的抗議照會。也許法國的反應還如其所料，作為一向輕視這個手下敗將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覺得法國也就是吆喝一下而已。但英國的照會就讓他隱約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如果英國不是像他一廂情願構想的那樣，已經就瓜分土耳其與俄羅斯打成了默契，而是決議下場站在俄羅斯的對立面，那麼法國、撒丁這些國家對土耳其原本只在口頭上的抗議，就會付諸行動。原本松散的“抗俄聯盟”頓時就會因為加入了英國這個催化劑變得堅強起來。於是尼古拉一世猶豫了，從1853年5月土耳其明確拒絕最後通牒，到同年10月最終宣戰，他遲疑了整整五個月。其實尼古拉一世還漏算了一方的態度，那就是他的傳統盟友奧地利。此時的奧皇、正是茜茜公主她老公弗蘭茨一世。在拿破侖戰爭之後，俄奧兩國之間原本形成了異常堅強的同盟關系，1848年革命中，沙俄還出兵幫奧地利彈壓了國內的叛亂，可謂有“扶危救難”之功。但在1853年巴爾幹戰雲密布之時，奧地利卻在各國對沙俄圍攻中保持了迷之沉默。這個沉默的原因，是奧地利自己也感到俄羅斯這一把做的實在太過火了，如果土耳其將整個巴爾幹半島地區的控制權讓給沙俄，那就意味著整個多瑙河下游、以及黑海都將被沙俄所控制，而這是將多瑙河作為自身生命線的奧地利所無法容忍的——被俄羅斯卡住多瑙河，將讓國力原本就呈現衰弱之態的奧地利徹底淪為沙俄帝國的附庸。所以在開戰前，奧皇弗蘭茨一世一再派特使“友情提醒”尼古拉一世不要過分削弱土耳其。可是這些“友情提示”無一例外的被尼古拉一世無視了——俄羅斯這個國家在歐洲沒朋友，是因為交友之道在歷史上就一直有點問題。當奧地利人擔心自己淪為他的仆從時，沙皇則默認奧地利已經是自己的仆從了。所以對奧地利這個盟友的利益關心絲毫不掛在心上。你的“本國利益”？都認了我沙俄當大哥了，哪還有什麼你的“本國利益”？感到受到莫大侮辱的奧皇弗蘭茨，於是在1853年明智的選擇了沉默，於是沙俄頓時陷入到了空前的國際孤立當中——全歐洲都在譴責沙俄的“粗暴侵略”破壞了和平，卻沒有任何盟友願替他說話。這種窘態讓尼古拉一世有點反過味來了——俄羅斯發動這場戰爭，也許意味著它將喪失在拿戰之後一呼百應的歐陸霸主地位。這真的值得麼？但此時的問題是，尼古拉一世想收手也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其國內的民粹主義情緒在倒逼著他必須動手。沙俄的民粹主義或稱“斯拉夫派”，是尼古拉一世上台後為了打壓“西方派”有意扶持的民間思潮。這種思潮認為沙俄不僅不同於別的歐洲國家、而且優於這些國家，負有天然的“神聖使命”去啟蒙甚至解放這些民族。所以當尼古拉一世宣布為了斯拉夫民族和東正教的利益將對土耳其開戰時，其在國內養蠱多年的“斯拉夫派”成為了其天然的支持者，他們甚至提前為被征服後的君士坦丁堡想好了新名字——就叫“沙皇格勒”（也即“凱撒之城”）。俄羅斯將通過這場戰爭證明自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但民粹主義從來都是一柄雙刃劍，當君主舉起這柄劍時，所贏得的歡呼越多，同時就意味著當他要放下這柄劍時，將遭遇的辱罵也就越烈。1853年，當尼古拉一世在紛至沓來的外交抗議中隱約意識到自己可能“上套”了時，俄羅斯斯拉夫主義者們從這些抗議中感受到的，卻是他們的俄羅斯母親遭了全歐洲的蓄意針對和侮辱——怎麼你們擴張可以，我們想搞點“小動作”就遭遇這麼大的反應呢？當時斯拉夫派的領袖人物、作家米哈伊爾·波戈金給沙皇的一份上書特別有代表性：“法國，從奧斯曼人那裡吞並了整個阿爾及爾，英國以每年一個公國的速度在印度完成蠶食。這些行為都沒有引起非議。怎麼俄羅斯只是暫時占領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就成了破壞歐洲和平的罪魁禍首了呢？在這些西方國家身上，除了對我們盲目的仇恨和敵視，我們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東西。他們不理解我們，他們也不想理解我們！”是的，作為一個典型的歐洲邊緣民族，俄羅斯人骨子裡對歐洲有一種根深蒂固、難以洗去的自卑情緒。俄羅斯最擔心的，就是歐洲人不把自己當做可以平起平坐的“兄弟民族”對待，“不理解我們，也不想理解我們”。而這種情緒導致了俄羅斯的國家政策總是輕易走向兩個極端——要麼是試圖扮演歐洲秩序的維持者，不計成本的為受其主導的歐洲秩序買單。比如“維也納體系”下的沙俄和之後冷戰時期的蘇聯。而一旦感到自己已經被徹底排除出了歐洲秩序之外，俄羅斯又會對歐洲展現出一種“棄婦”般的哀怨與自暴自棄。於是不惜代價、拼勁一切也要“手撕包圍網”，以證明歐洲人對其的“盲目的仇恨和敵視”是錯誤的、或至少是無效的。這就是為什麼1853年，尼古拉一世在已經看到他的對土耳其軍事冒險不僅難有勝算，還會讓俄羅斯陷入空前的外交被動，甚至葬送“維也納體系”的優勢地位時，卻依然要執意開啟戰爭的原因所在——這個選擇是非理性的，但卻絕非沙皇個人的“一意孤行”，它體現了俄羅斯整個民族對歐洲的那種宿命般的情緒。所以尼古拉一世給波戈金的批示非常簡短卻明確：“是的！就是這樣！和他們開戰！”於是1853年，混雜著糙漢般的魯莽、棄婦般的怨念、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和東正教聖徒般的殉道精神。尼古拉一世帶著他的民族和帝國，毅然決然的一腳踏入了那場近乎拖垮俄羅斯，並永久改變世界的戰爭深淵當中。人類近代史上意義重大，卻總被有意遺忘的“第零次世界大戰”——克裡米亞戰爭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