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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俄罗斯,怎样被关在了欧洲的大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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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负众望的,尼古拉一世丝毫没有认清形势对沙俄的岌岌可危。当然,如前所述,更可能的原因俄罗斯国内此时风起云涌的形势,逼迫着沙皇不得不赶紧发动扩张以转移矛盾。1853年2月,缅希科夫亲王作为俄罗斯全权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沙皇对苏丹统治下的东正教臣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希腊人等)有特别保护权。后世史学家公认,缅希科夫亲王此行是非常体现“俄式外交”特点——他从沙皇那里得到受命,不是和土耳其人谈成这笔交易,而是一定要找到对土开战的借口,他答应了条件你就再提个新的。于是当被英法授意“再让一次”的土耳其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时。缅希科夫亲王就又趁机提价提出新的要求,要土耳其拱手让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附庸国,还要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的“实际保护权”。已经看出沙俄此次是存心找茬的土耳其,这一次在英法的共同支持下没有再让。终于得到宣战借口的俄罗斯随即对土耳其下达最后通牒,并宣战。近百万俄军浩浩荡荡的跨过俄土边境,发动第九次“俄土战争”,打算欺负一下已成鱼腩的土耳其。但出乎尼古拉一世预料的是,战端一开,他同时遭遇了英、法、撒丁三国的抗议照会。也许法国的反应还如其所料,作为一向轻视这个手下败将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觉得法国也就是吆喝一下而已。但英国的照会就让他隐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如果英国不是像他一厢情愿构想的那样,已经就瓜分土耳其与俄罗斯打成了默契,而是决议下场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那么法国、撒丁这些国家对土耳其原本只在口头上的抗议,就会付诸行动。原本松散的“抗俄联盟”顿时就会因为加入了英国这个催化剂变得坚强起来。于是尼古拉一世犹豫了,从1853年5月土耳其明确拒绝最后通牒,到同年10月最终宣战,他迟疑了整整五个月。其实尼古拉一世还漏算了一方的态度,那就是他的传统盟友奥地利。此时的奥皇、正是茜茜公主她老公弗兰茨一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奥两国之间原本形成了异常坚强的同盟关系,1848年革命中,沙俄还出兵帮奥地利弹压了国内的叛乱,可谓有“扶危救难”之功。但在1853年巴尔干战云密布之时,奥地利却在各国对沙俄围攻中保持了迷之沉默。这个沉默的原因,是奥地利自己也感到俄罗斯这一把做的实在太过火了,如果土耳其将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控制权让给沙俄,那就意味着整个多瑙河下游、以及黑海都将被沙俄所控制,而这是将多瑙河作为自身生命线的奥地利所无法容忍的——被俄罗斯卡住多瑙河,将让国力原本就呈现衰弱之态的奥地利彻底沦为沙俄帝国的附庸。所以在开战前,奥皇弗兰茨一世一再派特使“友情提醒”尼古拉一世不要过分削弱土耳其。可是这些“友情提示”无一例外的被尼古拉一世无视了——俄罗斯这个国家在欧洲没朋友,是因为交友之道在历史上就一直有点问题。当奥地利人担心自己沦为他的仆从时,沙皇则默认奥地利已经是自己的仆从了。所以对奥地利这个盟友的利益关心丝毫不挂在心上。你的“本国利益”?都认了我沙俄当大哥了,哪还有什么你的“本国利益”?感到受到莫大侮辱的奥皇弗兰茨,于是在1853年明智的选择了沉默,于是沙俄顿时陷入到了空前的国际孤立当中——全欧洲都在谴责沙俄的“粗暴侵略”破坏了和平,却没有任何盟友愿替他说话。这种窘态让尼古拉一世有点反过味来了——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也许意味着它将丧失在拿战之后一呼百应的欧陆霸主地位。这真的值得么?但此时的问题是,尼古拉一世想收手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其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在倒逼着他必须动手。沙俄的民粹主义或称“斯拉夫派”,是尼古拉一世上台后为了打压“西方派”有意扶持的民间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沙俄不仅不同于别的欧洲国家、而且优于这些国家,负有天然的“神圣使命”去启蒙甚至解放这些民族。所以当尼古拉一世宣布为了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的利益将对土耳其开战时,其在国内养蛊多年的“斯拉夫派”成为了其天然的支持者,他们甚至提前为被征服后的君士坦丁堡想好了新名字——就叫“沙皇格勒”(也即“凯撒之城”)。俄罗斯将通过这场战争证明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但民粹主义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当君主举起这柄剑时,所赢得的欢呼越多,同时就意味着当他要放下这柄剑时,将遭遇的辱骂也就越烈。1853年,当尼古拉一世在纷至沓来的外交抗议中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套”了时,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们从这些抗议中感受到的,却是他们的俄罗斯母亲遭了全欧洲的蓄意针对和侮辱——怎么你们扩张可以,我们想搞点“小动作”就遭遇这么大的反应呢?当时斯拉夫派的领袖人物、作家米哈伊尔·波戈金给沙皇的一份上书特别有代表性:“法国,从奥斯曼人那里吞并了整个阿尔及尔,英国以每年一个公国的速度在印度完成蚕食。这些行为都没有引起非议。怎么俄罗斯只是暂时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成了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了呢?在这些西方国家身上,除了对我们盲目的仇恨和敌视,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不理解我们,他们也不想理解我们!”是的,作为一个典型的欧洲边缘民族,俄罗斯人骨子里对欧洲有一种根深蒂固、难以洗去的自卑情绪。俄罗斯最担心的,就是欧洲人不把自己当做可以平起平坐的“兄弟民族”对待,“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而这种情绪导致了俄罗斯的国家政策总是轻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试图扮演欧洲秩序的维持者,不计成本的为受其主导的欧洲秩序买单。比如“维也纳体系”下的沙俄和之后冷战时期的苏联。而一旦感到自己已经被彻底排除出了欧洲秩序之外,俄罗斯又会对欧洲展现出一种“弃妇”般的哀怨与自暴自弃。于是不惜代价、拼劲一切也要“手撕包围网”,以证明欧洲人对其的“盲目的仇恨和敌视”是错误的、或至少是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1853年,尼古拉一世在已经看到他的对土耳其军事冒险不仅难有胜算,还会让俄罗斯陷入空前的外交被动,甚至葬送“维也纳体系”的优势地位时,却依然要执意开启战争的原因所在——这个选择是非理性的,但却绝非沙皇个人的“一意孤行”,它体现了俄罗斯整个民族对欧洲的那种宿命般的情绪。所以尼古拉一世给波戈金的批示非常简短却明确:“是的!就是这样!和他们开战!”于是1853年,混杂着糙汉般的鲁莽、弃妇般的怨念、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东正教圣徒般的殉道精神。尼古拉一世带着他的民族和帝国,毅然决然的一脚踏入了那场近乎拖垮俄罗斯,并永久改变世界的战争深渊当中。人类近代史上意义重大,却总被有意遗忘的“第零次世界大战”——克里米亚战争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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