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喜律师:"我爱你们,但我不能放弃理想和信念"

2025-07-20 | 来源: NGOCN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背负着这样的承诺，丁家喜四处奔走，组织公民聚会，与大家讨论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另外，他也利用自己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调解公民圈内的隔阂矛盾，声援维权人士，资助良心犯及其家属。他梦想着能用十年的时间联结各领域的活动人士，建立公民社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光是联络以前相熟的伙伴，他也默默帮助着年轻的同道。据吕先生回忆，2019年的一天，丁家喜带了一名刚出狱不久、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政治犯来找他，希望有过相似经历的他能予以帮助和开导。

朋友小河（化名）注意到，再度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比之前更加直面问题的根本——专制和极权。她表示，丁家喜的这一变化轨迹也是近十年社会运动演变的缩影。丁家喜参与公民运动的起点正值胡温当政的末年。当时，社会运动的空间还相对宽松，大多数维权运动也因此采用去政治化的策略，例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然而，2012年，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更极权化，维权运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压：NGO、维权律师、宗教团体及异议人士几乎被扫荡绞杀。这让很多人更加意识到，无论是女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环保运动，要想走得长远，最后都殊途同归：反极权。在她看来，这也是他要联结同温层里不同光谱、不同领域的行动者的原因。

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常年从事社会运动的林先生（化名）表示，在他与丁家喜的相处中，他发现丁家喜拥有卓越的行政管理、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加上谦卑、亲和的品质，丁家喜得以将公民圈内不同光谱的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般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认可，所以能让大家坐到一起、和平相处，十分难得。”

然而，也许正如林先生所说，能力越突出，越容易被当局视为威胁。回国后，国保一直对丁家喜保持严密监控。据丁家喜的朋友王安娜撰文回忆，丁家喜位于北京的房子楼下长期停有国保的车。为了便于工作，他不得不四处借住朋友家。她回忆，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丁家喜曾几次借住她家。2018年夏天，在丁家喜最后一次借住期间，有一天有几名身着便衣、疑似警察的人非要进门查看。出于对丁家喜的担忧，她让他赶紧换地方。不幸的是，这次见面也成了丁家喜被捕前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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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7日，丁家喜、许志永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厦门聚会。聚会上，他们聚餐、唱歌、打台球，讨论公民社会培育和时政事件。一场看似普通的聚会，却在同年12月26日，让参会的丁家喜、戴震亚、李英俊、张忠顺分别从四地被捕。随后，参会的近二十人相继被约谈、传唤、逮捕、刑事拘留。甚至连没有参会的李翘楚也仅因声援男友许志永而遭到了逮捕。这一系列的抓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中共当局对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打压。

这次丁家喜受到了严酷的报复。据丁家喜通过律师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曾遭遇酷刑：包括被连续7天的24小时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以及半个月内每天半个馒头、600毫升饮水，还有长达6个月见不到阳光，有8天被绑在“老虎凳”上。

据已曝光出来的信息，这些酷刑曾让丁家喜脚踝肿得像馒头，还令他身体极度虚弱，两度昏阙。除了酷刑，他被限制与律师会见、仅能通过律师与家人传信。经历了秘密庭审、秘密宣判，他的胡子白了，看起来苍老了很多。身体出现种种问题。被捕至今的近三年四个月里，他的经历让罗胜春时时揪心。

在大洋的彼岸，罗胜春也比丁家喜第一次被捕后更加积极声援。她在社交媒体发声，给丁家喜写信。她向各国政府游说，去联合国发言，接受各方媒体采访，要求跟踪报道，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中国当局，她写了大量投诉信给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投诉丁家喜被捕后长期被剥夺律师会见与通信权。另一方面，她动员其他12.26案被捕者的家属，共同声援被捕者，在患难中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