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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人民的利益》幕後:在"天理國法人情"中逼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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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鏡頭對准被網絡“開盒”的受害者,當團隊追蹤牧民生存與生態保護的博弈,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畫面,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公益訴訟的復雜與堅韌。上海廣播電視台真實傳媒青年導演秦博、劉躍帶領團隊,用232起案件的調研、20余個省份的奔波,將這些“硬骨頭”案件搬上銀屏,拍攝了首部檢察公益訴訟大型紀錄片《人民的利益》。




紀錄片《人民的利益》海報


在他們的鏡頭裡,沒有驚天動地的傳奇,只有檢察官們在法條與現實間的奔走、在個案與制度間的探索,以及一部紀錄片如何在“天理國法人情”中逼近公益訴訟的真相。

該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新聞辦公室全程指導,最高檢副檢察長張雪樵擔任總顧問,檢察日報社與上海廣播電視台共同出品,愛奇藝聯合出品,於2025年7月15日起每周二晚10點在東方衛視“新紀實”時段播出,看東方、愛奇藝、快手等平台同步上線。

公益訴訟的復雜底色

“這個題其實挺難的,很專業,也特別復雜,跟我們之前的預想還是差了不少。”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秦博語氣裡帶著紀錄片人特有的審慎。

其實,他和劉躍並非初次接觸司法題材。他們與社會現實類紀錄片打交道多年,此前,由團隊制作的《人間世》《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二次》等作品已贏得廣泛口碑。

與“檢察”的緣分,始於《人生第二次》中聚焦最高檢第十檢察廳(控告申訴廳)平反冤假錯案的一集。“這種拍攝方式給他們留下了一個比較深的印象。”

彼時,公益訴訟作為一個新興且快速發展的檢察職能,正從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迅速擴展到個人信息保護、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婦女權益保障、無障礙環境建設等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廣泛范疇。



《無礙之上》分集劇照——檢察官體驗輪椅,為無障礙環境建設做努力

202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初次審議檢察公益訴訟法,這部紀錄片的醞釀恰逢其時。

“公益訴訟對我們是全新領域,但它‘正在發生’的特質太吸引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公益訴訟法》還在制定中,司法實踐已走了十年,這種‘法治進行時’本身就充滿張力。”劉躍補充道。

在檢察日報社的幫助下,主創團隊開始與公益訴訟檢察廳溝通,調研由此展開。當團隊真正扎進公益訴訟案件的海洋,才發現這片水域遠比想象中更深。

“最開始接觸的時候知道公益,知道訴訟,但是公益訴訟合在一起就不知道什麼意思。”劉躍笑著承認團隊初期的迷茫,但這不僅是他和秦博的困惑,也是公眾普遍的認知盲區。

“我們希望我們的紀錄片不是簡單的法治宣傳,而是要呈現公益訴訟的‘復雜性’。”秦博強調,“從群眾‘急難愁盼’裡選案例,每個都得有代表性。”



為了吃透題材,團隊用了近一年時間調研、拍攝:跟隨20余個省份的一線檢察官取證、磋商、聽證,深度接觸232起案件。“我們想知道,公益訴訟到底在解決什麼問題?檢察官每天在做什麼?”秦博說,這個過程像“摸著石頭過河”,而答案藏在一個個具體的案件裡。

深入了解下來,公益訴訟並非簡單的“好人告壞人”,其核心在於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這種定位決定了其工作的特殊性。

“他們(公益訴訟檢察官)辦理案件的意圖並不是做一個非黑即白的判斷,”劉躍向記者解釋,“他們其實是針對公共利益被破壞的現實復雜情況,尋求一種破題思路和解決方法。”然而,這往往涉及多個行政機關職權的交叉地帶和法規的模糊空間,所以推進難度可想而知。



《公共之地》分集劇照 ——“雪豹案”庭審現場

拍攝中的壓力與試錯

“我們碰到的相對比較多的壓力和挑戰,其實不是在法度的這個層面。它涉及了太多民生的、各省市政府不同的理解,以及社會層面上的信息不對稱。”秦博說。

此外,選案的艱難不僅在於外部壓力,更在於對公益訴訟核心職能的把握。

拍攝過程中,一個關於長城保護的案例給了團隊深刻的教訓。劉躍回憶,他們最初拍了一集,自以為“故事從戲劇性也好,或者說人物的表現力也好,都覺得還是不錯的”。

“但片子完成以後,到了審閱階段,業務部門卻提出了不同意見。原因很明確:這個案件的辦理,沒有准確體現出公益訴訟檢察官的履職。”

問題出在哪裡?

秦博後來分析,症結在於檢察機關的角色定位。比如發現長城磚被破壞,檢察官是應該自己動手幫忙修復,還是通過制發檢察建議,督促並協調文物局等主管職能部門建立長效監管機制?

“他不應該成為街道辦的協調者,”秦博分析道,“更理性的態度是應該讓主管部門形成一個長效的監管機制。公益訴訟的核心是監督與督促履職,而非替代執行。”

這個認知的偏差導致團隊不得不推倒重來,重新調研並拍攝了另一個更能體現公益訴訟監督屬性的案例。



《守望長城》分集工作照——在長城上拍攝非遺柏峪燕歌戲

這種“試錯”貫穿拍攝始終。秦博回憶,團隊曾想聚焦某地農民的生存與生態保護矛盾,“但基層檢察官坦言,案件涉及多方利益,推進難度極大,最終只能放棄。”這些經歷讓他們深刻體會到:公益訴訟面對的,往往是“硬骨頭”“老大難”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更需要的是智慧與韌性。




艱難前行的“寸進”

理解專業只是第一道坎。

當鏡頭試圖對准那些正在進行、牽涉多方利益的真實案件時,無形的壓力從四面八方湧來。

比如,拍攝“外嫁女”土地權益案。導演王曉凡在導演手記中詳述了此案的曲折:內蒙古通遼市某村,因高壓電線鐵塔征地,戶籍仍在村裡的“外嫁女”們獲得的補償款遠低於同村男性村民。

懸殊的數字,根子是那句老話:“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男女平等,但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成為現實阻礙。

團隊跟隨主辦檢察官周志軍全程記錄。王曉凡寫道:“我們的攝影機就這麼懟著,啥都記錄上了,如果解決不好,怎麼辦?”壓力同樣籠罩著檢察官,“檢察官事後告訴我們,其實他們的壓力不比我們小。他們也有這樣的擔心,萬一報道出來,效果不好,會不會影響穩定?”

這個案子歷時近一年拍攝,過程如坐過山車。起初,鎮政府只承諾在2025年5月1日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生效後補發錢,外嫁女們擔憂“夜長夢多”。直到2025年5月26日,在檢察院持續監督下,補償款終於足額打入明傑等外嫁女的賬戶。“公平正義,變得具體可見。”王曉凡在手記中感慨。



《失去的土地》分集劇照 ——外嫁女在聽證會現場

秦博特別看重“外嫁女”這一集的意義:“主流媒體從來沒有在系統上給出一個板上釘釘的東西……很難有一個正向的案例,能夠十分確定地告訴大家,以後發生類似的案件,可以參考這個案件。”

他認為,紀錄片的使命在於呈現中國法治“寸進”的過程。“中國的法治就是這樣,不斷地往前‘寸進’的。”秦博補充說,“我們是想著能做到一步,是一步。”

如果說“外嫁女”案展現了公益訴訟在傳統鄉土社會中的破冰之旅,那麼聚焦“開盒”(人肉搜索與曝光個人信息)犯罪的案例,則直面了數字時代的新挑戰。


“開盒”一集的分集導演姜濤最初覺得“公益訴訟”“公共利益”抽象而遙遠。直到拍攝深入,他才理解其核心價值——“絕不僅僅是懲治犯罪的手段,更是維護弱勢群體權益的重要途徑。”

在這起案件中,受害者個人信息被肆意曝光,維權成本極高。公益訴訟檢察官成為他們的“守護者”,代表受害者群體鎖定違法者,討回公道。





《潘多拉魔盒》分集劇照 ——“開盒”受害者求助檢察公益訴訟

令姜濤觸動的是檢察官們的使命感:“他們在辦理每一個案件時,都不只是簡單地走法律程序,更是在為那些沉默無助的受害者發聲。”主辦檢察官黃挺在辦案中常說:“辦一個案,要影響一片人。”這種理念,被鏡頭精准捕捉。

“開盒”案件的特殊性在於犯罪者群體年輕化,甚至包括未成年人。黃挺沒有簡單地將他們標簽化為“罪犯”。

“他也好奇,”劉躍說,“真正去‘開盒’別人的人,他們到底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有什麼樣的動機。”

在導演組的推動下,黃挺以“長輩”和“大哥哥”的身份,與這些年輕的“開盒者”進行了走心的交流。導演組發現,很多加害者,都對這種犯罪行為表現出一種“無感”狀態,網絡的虛擬性模糊了行為的嚴重性。



《潘多拉魔盒》分集劇照 ——“開盒案”模擬法庭

為了對抗這種“無感”,姜濤在紀錄片中使用了大量“空鏡頭”——河邊垂釣的老人、嬉鬧的孩子、悠閒散步的路人,配上山間風聲、鳥鳴、海浪聲等細膩音效。

姜濤在手記中闡釋其創作意圖,“生活中有很多有觸感、有質感的寶貴瞬間,不要總是被虛擬世界的‘無感’狀態牽著走。”

這種深挖根源、尋求社會治理的視角,超越了簡單的懲處。“懲治犯罪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教育和保護年輕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姜濤在手記中寫道,“法律並非冷冰冰的條文,也是可以充滿溫度的。”

情感表達讓位於對法理的客觀審視

面對如此復雜且敏感的題材,秦博和劉躍的團隊不得不調整他們駕輕就熟的敘事方式。

“更多的時候還是要以更冷靜、更有法治思維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不是從人物故事的情感出發點去看。”秦博解釋創作理念的轉變。這要求他們必須“往回收”,將情感表達讓位於對法理的客觀審視。

“對於我們來說,每一個案件都是一個新領域。”秦博坦言團隊中大多數人並無深厚法治報道背景,“去理解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新手。”這種“不得不”的克制,反而形成了該片理性、沉穩的獨特氣質。



《人民的利益》工作照——導演組和後期組一起審片

如今,紀錄片《人民的利益》正在播出。“有觀眾說‘原來公益訴訟離我們這麼近’,這就夠了。”秦博說。

“相比於完美結局,更打動我們的是真實的前行。”劉躍笑言,鏡頭裡的檢察官還在辦案,檢察公益訴訟法還在完善,“這種‘進行時’,本身就充滿力量。”

這或許正是這部紀錄片的意義所在:它不只記錄正義的實現,更記錄下正義如何一步步穿透現實的泥濘,變得“具體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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