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夺嫡"事件,暴露了一个高风险信号

这也导致很多民营企业，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2023年，杉杉集团创始人、浙商大佬郑永刚因病突然去世，生前未做任何财产安排。然而不出意外，豪门内斗的“狗血”剧情也随之上演。

郑永刚与前妻之子郑驹接替亡父成功当选为新的董事长的同时，引发了郑永刚的遗孀周婷的强烈不满。

在她看来，自己作为杉杉实控人郑永刚的现任配偶、3个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自己应该基于继承关系，成为杉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空缺的董事席位，也理应由自己来担任。随后周婷申请了财产保全。

而在持续一年多的争斗里，杉杉的市值和业务情况都直线下滑，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但比娃哈哈强一些的是，郑驹和周婷仍有共识，那就是杉杉不能倒下。然而，即便如此，今天的杉杉在离开创始人之后并未真正走出危机。

或许也正因为出现了越来越多杉杉这样的案例，使得“创一代”的企业家们开始变得无比重视企业的传承问题。

可由于此前并无先例可循，只能从西方寻找经验。家办、信托、保险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成为国内企业家能够找到的必备工具。

但很少有人问，这些工具，真正适合中国的创一代们吗？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从俏江南张兰的家族信托被击穿，再到娃哈哈的宗庆后的信托安排争议，这些经典的失败案例都充分证明，这些所谓的工具，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帮助他们解决最核心的企业传承问题。

其实回过头看西方，那些百年传承的企业，最终还是走向了职业经理人制，创始人家族更多还是处于幕后。

可这对于那些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临了依然在意衣锦还乡、修建族谱、继昌继盛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真的能够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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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我在采访中接触过的很多大型集团企业的私营老板们，传承都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而另一方面，企业家二代们也早就不像王思聪当年所表现出来的纨绔不羁，而是变得越来越卷。

我认识一些企二代们，和他/她们接触，我所获得的最大感受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太不公平了，那些比你有钱的人，不但长得比你好看，而且工作比你勤奋，生活比你还自律。

很显然，其实不唯是创一代的老一辈企业家，哪怕是二代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接班的那一位“大展宏图”，而不是退居幕后让职业经理人接班。

这当然也不是坏事。在人类商业史上，也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欧美商业史上，家族企业的二代接班成功案例屡见不鲜。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是典型代表。

作为福特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亨利·福特二世在二战后接管公司时，福特公司面临严重的管理危机。他果断引入现代化管理体系，重组生产流程，并推动产品革新，使福特公司从濒临破产的困境中崛起，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杆。

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去世后，其子罗布森·沃尔顿接任董事会主席，主导了沃尔玛的全球化扩张，将业务扩展至中国、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家族成员吉姆·沃尔顿则长期参与公司战略决策，通过供应链优化和数字化转型，巩固了沃尔玛在美国乃至世界零售市场的领先地位。

这一类传承成功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些接班人通过创新与战略调整，不仅延续了家族事业，更推动企业走向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

但也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多的特殊性，比如类似娃哈哈这样的面临国资占股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中国的数字化程度过快使得企业战略应对乏力等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就意味着在企业传承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面临更多更大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说，娃哈哈“夺嫡”事件，真正暴露的危机并不是娃哈哈本身，而是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风险敞口：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的继承人危机，可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