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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陈佩斯重回大银幕,但可能会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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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这条路,让他看清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者,在僵化的体制和混乱的市场中生存的艰难。


在公众视野中沉寂了三年后,2001年,陈佩斯将自己的大道公司重新开张,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寂寞的领域——话剧。

开山之作,是话剧《托儿》。当时,话剧市场一片萧条,体制内的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维持生计。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但他利用自己多年的人脉,请来了朱时茂、伍宇娟、郭凯敏等一众老朋友助阵。


托儿》在全国巡演了127场,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元。

这一次,陈佩斯终于找到了那种“站着把钱挣了”的感觉。话剧的模式非常简单:他创作出好的作品,观众买票欣赏,他获得回报。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中间环节和身不由己的妥协。

他形容自己像一个农民,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土地,有一种“种不过来的感觉”。他享受这种开垦荒地的寂寞与成就感。

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他开始系统地构建自己的喜剧王国。他陆续推出了《阳台》、《亲戚朋友好算账》、《雷人晚餐》等九部话剧作品。他把自己的喜剧理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演员。他成立了“大道喜剧院”,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地。

他终于可以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用“伺候观众”了。



-回归不属于他的时代-


在这三十年的沉浮中,陈佩斯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喜剧到底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一切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

这个理念,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源于他用自己的痛苦换来的切身体会。他记得,早年拍电影《少爷的磨难》时,有一场戏需要他光着脚在满是蒺藜的土路上追汽车。每跑一步,脚底都被扎得钻心疼,越跑越瘸。而两旁围观的老百姓,却看得哈哈大笑。

那一刻,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也让他顿悟了喜剧的真谛:“每一个笑声都是由角色的痛苦创造出来的。”


这份对“悲情内核”的认知,也让他与同时代许多喜剧创作者有所分野。他不喜欢8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认为那种表达属于“怨妇情结”,只诉说自己的苦,却没有去反思苦难的根源。

在他看来,那些知识分子下乡的所谓“悲苦”,远不如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所承受的苦难。因而,他和父亲陈强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把快乐还给老百姓”,因为“中国人太苦了”。

这种理念,贯穿了他之后所有的舞台作品。从反映农民工生存困境的《阳台》,到如今这部描绘乱世艺人悲欢的《戏台》,他始终在用喜剧的方式,包裹着对小人物命运的悲悯和对现实的讽刺。

他曾说,创作《戏台》的过程让他非常难过,因为戏班的命运代表了一种文明在强权下的被践踏,每一次排练都像是“往自己的伤口里撒盐”。但他坚持,不能把创作者自己的痛苦直接带给观众,“把最残忍、最荒谬的东西,用特别轻松、特别快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这个是最有力量的。”

这是陈佩斯所理解的,喜剧的尊严。

三十年后,陈佩斯带着《戏台》回到了他曾决绝离开的电影江湖。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冲撞体制的年轻人,而是一个看淡了风云的古稀老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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