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認真負責的婦產科醫生,是如何被網暴逼死的?

2025-08-07 | 來源: 上觀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4年12月11日，劉雨在抖音上，刷到了一封針對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邵婉（化名）的舉報信。其中描述的這位“毫無醫德、耽誤患者治療”的醫生，正是盡心幫她順利生下孩子的人。劉雨並不相信這些控訴。

過了一段時間，她發現這個賬號的所有視頻都已下架。劉雨以為事情已經解決，直到前幾天，她看到邵婉墜樓的新聞。

8月5日，河南省周口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通報稱，2025年8月1日20時38分，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發生一起墜樓事件。事發後，該院迅速組織搶救，墜樓人員終因傷勢過重，於8月2日凌晨1時40分死亡。經核實，墜樓人員為該院醫生邵某某，女，57歲，相關部門已經成立調查組。

8月7日下午，記者從周口市六院辦公室工作人員處獲悉，此前協調處理邵醫生相關醫患糾紛的法制辦和投訴辦工作人員都去了周口市衛健委配合調查，相關的醫療記錄原件都已提交上級部門，目前周口市成立了三個專班調查事件。

在家人、親屬的指控中，邵婉曾由於醫療糾紛，遭遇患者近八個月的網絡暴力。她承受的心理重壓，直到離世後才得到關注。

如今流言之下，人們試圖描摹一位更加具體、真實的“邵婉”。悲劇之外，醫患間的矛盾，以更加迅速、扭曲的方式在蔓延。

自2018年起，國內已有相關條例將醫療糾紛的預防和處理工作納入法治軌道。然而，部分屏障正在現實的矛盾、信息的遮蔽中失靈。仍未有一張堅實的支持之網，承托起醫療的真相與良善。

8月6日晚，周口第六人民醫院。原點記者攝

8月6日晚，周口第六人民醫院大門。原點記者攝

“幾乎就拿醫院當家了”

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坐落在城市邊緣，毗鄰鐵路。這是當地一家二級甲等醫院，8月7日，恰逢工作日，當記者來到醫院時，人流量並不大，多數病人都是附近的居民。

在這家醫院，醫患接觸相比許多大醫院來說更為容易。來就診的患者，不用提前預約掛號，只需要一張在醫院系統激活的身份證或就診卡就能隨意出入門診。在邵醫生的婦科，門診的醫生簡介裡公布著她們的手機號。一位護士解釋，“想看哪位醫生，在門外排隊就行，沒人在裡頭就可以進去。”

記者曾在6日晚上見到，醫院櫥窗陳列著邵婉作為“優秀科室負責人”的宣傳照，如今照片已被撤下。

悲劇發生後，許多患者正拾起與邵婉相處的片段。

“她好像永遠都是笑嘻嘻的樣子，總能給別人支持，她自己遇到事情卻過不去了。”8月4日，41歲的方謙得知邵婉去世的消息後，一遍遍回放著微信裡，署名為“六院邵婉”的聊天記錄，流下了眼淚。

她是當地一名高齡產婦，就住在六院的附近。懷孕期間，她出現過許多高危妊娠反應，還伴有嚴重的孕期焦慮，一直在邵婉的科室裡保胎。

在她眼中，這位每天忙得腳不著地的婦產科主任，是她孕期最堅實的依靠。“有時我凌晨兩三點肚子疼了，焦慮得不行，就給邵主任發短信，她如果還在忙著收治產婦，就立即一個微信語音打過來，讓我去她那裡做檢查。”方謙記得，她深夜發給邵婉的微信，幾乎很快都得到了回復。好幾次到醫院，她都看到邵婉身邊圍滿了患者和家屬。“她到底有沒有時間是用來休息的？”她有些疑惑。

後來和邵婉熟悉後，方謙得知這位主任幾乎沒有上下班的概念，平時吃住都在醫院裡，生活和工作不存在分界線。

“她本身就是外地人，家人都不在身邊，幾乎就拿醫院當家了。”方謙記得，邵婉在護士站旁邊有一個幾平方米的小房間，只容得下一張單人床，“我經常看到她晚上就睡在這裡，幾乎沒怎麼見她回家。”

有時她生產焦慮嚴重，和邵婉說“難受得都不想活”，邵婉就會把她領到小房間的床沿邊，花很長的時間和她聊天、做情緒疏導。見她因焦慮吃不下飯，邵婉會為她點清淡的飯菜。

在更多患者看來，這是一位技術高超、負責的醫生。

“早就聽說過邵醫生水平很高，許多產婦都是奔著她去的。”患者田寧回憶。2023年10月，自己腹中的孩子因為頭大，側切生不下來，產房裡的助產士跟邵婉輪流按壓肚子，才保住了孩子和自己的性命。“生下來我兒子哭聲超級小，臉都是紫色的，邵主任又搶救，搶救完了給我兒子吸氧。”田寧心有余悸，“不然估計得難產。”

“從我認識她那會兒，她就是公認的對自己要求特別高的醫生。”林加是一名骨科醫生，20多年前曾和邵婉在周口一家民營醫院共事。林加孩子出生10多天後，都沒有排便，她焦急地帶著孩子去找邵婉，想要給孩子灌腸。邵婉攔住林加，她覺得剛出生的孩子最好別受這份罪。邵婉給孩子做了好一會兒胃腸道按摩，當天孩子終於排便了，“她特別溫柔。”

患者孫茜記得，2022年4月，孩子出現胎心異常，當天下午，她就找到了邵婉急救。邵婉一手扶著腳軟站不穩的孫茜，一手拿著電話聯系麻醉醫生安排手術。

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根本沒辦法發出哭聲。孫茜看到邵婉拿來一根管子，用自己的嘴給孩子吸走堵塞呼吸道的羊水。幾分鍾後，孫茜聽到了孩子的哭聲。

“你是我見過最堅強的女孩，遇到這麼大的事還能獨自生產，孩子以後一定會健康的。”邵婉安慰剛剛生產完的孫茜。

現在，孫茜的孩子已經3歲了，每次帶著孩子去做保健，孫茜都會順路去看看邵婉。今年5月，是她們最後一次相見。“我過兩年生二胎，還要找您做手術。”孫茜當時承諾。

得知邵婉離世的消息，在杭州工作的孫茜買了8月6日上午的高鐵票回老家，想要送她最後一程。

8月7日下午，原本有宣傳邵醫生為優秀科室負責人的宣傳圖片已經撤下。原點記者攝

邵醫生所在的綜合病房樓。原點記者攝

8月7日，邵醫生平日工作的病區。原點記者攝

自媒體上的新醫鬧

邵婉的身邊人告訴記者，去年12月底，網絡上的謾罵已經發酵。

12月11日，劉雨刷抖音時，刷到了一個賬號發出的舉報信，舉報對象赫然寫著婦產科主任邵婉和另一名主治醫生。

賬號下，她看到一些攻擊邵婉和周口六院的評論，“說醫生不好，醫院不好，不要去這裡生孩子。”但也有人在評論裡維護邵婉，抨擊舉報者。

劉雨不敢相信，她把這封舉報信截圖發給了朋友。她告訴記者，在當地，她身邊不少人都在這家醫院生產，口口相傳中，這裡環境服務好，醫生也有耐心，甚至不少產婦，是沖著邵婉這個人而來，包括她自己。

這封舉報信裡的邵婉和她眼裡負責任的邵婉完全不同。生產之前，劉雨希望邵主任給她接生，“她說好，到第二天我九點進的產房，在外面還碰到她去給人家手術，她還說我下完手術過來陪你”，因為二胎生產快，在邵主任結束另一台手術前，劉雨已經完成了生產。“生完好一會兒，她還特意過來看看我，我以為她只是說說，我的主管醫生在我生的時候也在旁邊陪著，當時感覺好暖心，好幸運碰到這麼負責任的醫生。”

當時抖音上流傳著，六院的邵主任沒有醫德，摘除患者的子宮，甚至還有患者鬧到了醫院的辦公室，把邵婉堵在了裡面，動起手來。其中一個視頻的開頭，是邵婉不顧同事的勸阻打開辦公室的門，說要把事情說清楚，一堆人就在那裡看著。“（邵婉）有沒有被打看不知道，患者家屬罵得挺臓的。”田寧說，現在她想重新翻出這些視頻，發現它們已經找不到了。

當時看到視頻後，田寧立刻跑到抖音的評論區，維護起邵婉的形象：“我生不下來，還是邵主任主持的大局。沒有實證的情況下我是不能相信的！”

今年以來，謾罵仍未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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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社交平台的公開信息，今年1月，一位周口市孕婦，在誇贊六院其他婦產科醫生的帖子下，聲稱邵婉行醫不當。後續她又在抖音注冊賬號，多次發布視頻。

網絡暴力的言論隨之出現在抖音、小紅書、b站等平台上：“邵主任害死人無數。這就是報應。”“你問問你們邵主任晚上睡的（得）著嗎？”還有患者在抖音上制作了小視頻。在周口醫院外景的照片上附著大字：“周口六院婦產科邵某你在怕什麼？”“你不是要做名人嗎？給你機會了。”

邵婉丈夫張先生曾在媒體采訪中表示，這些控訴緣於三起醫療糾紛。其中一次，一名產婦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宮保命，家屬簽署同意書後，產婦順利誕下一名女嬰。事後，家屬對“生下女孩”一事不滿，產婦子宮又被切除，他們覺得家裡絕後，便要求醫院和醫生賠償100萬。

按照張先生的說法，這三次糾紛目前都沒有判定醫生對事故負有失職的責任，但糾紛中的家屬們在抖音上相遇後，開始互相關注、推薦作品，引來大批網絡水軍對邵婉進行攻擊。

今年8月1日，邵婉在抖音上發布了一條告別視頻，她與孫子孫女進行了視頻通話，留下一封遺書後跳樓自盡。

陳子楊是國內某三甲醫院外科醫生，也是一名醫學科普博主。邵婉離世後，他發現自己的抖音賬號躺在她的關注列表中。

陳子楊回溯了網絡上的種種細節，發現邵婉此前遭遇的，是一種類似“自媒體新醫鬧”的傷害。

數月之前，他所在的醫院遇到過相似的醫患矛盾。一位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手術時出現意外，沒能從手術台上下來。“醫療結果是不確定的，沒有人能保證治療的成功。”陳子楊坦言，醫療的局限本身難以避免，正如民法典中的規定，“醫務人員在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下已經盡到合理診療義務，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

根據他的說法，當時醫生們的操作程序都是正當的，患者也在手術前簽下了“風險知情同意書”。但當老人離世後不久，他和同事就在抖音等平台發現患者家屬發布了一系列視頻，控訴“醫院心內科過度治療、不公布患者離世原因”。離世患者的子女、妻子、堂姐妹有六七個人，每個人都注冊了一個賬號。

陳子楊發現，這些視頻與攻擊邵婉的內容有許多共性。

“它們的長度在十多秒到1分鍾內，畫面中有推搡、痛哭等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元素，再配上幾行鮮明的追責大字，把情緒渲染到極致。”陳子楊說，這樣很容易激發網友們“憤怒加點贊”的傳播效應。他眼看著一天天過去，這些視頻的點贊和轉發達到了幾十萬、乃至幾百萬人次。

除了線上討伐醫生外，這些患者家屬也會不定時沖到醫院“討說法”。他們在對醫院治安造成影響後，曾被警察帶走問話。那段時間裡，這些家屬的手機理應被收走，但陳子楊發現，這批社交賬號依舊在發送維權內容。甚至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發布者的IP地址一共變了三次。陳子楊不免有所懷疑，“患者背後，可能有專人指導如何在互聯網上制造聲浪。”

他感慨，比起這些煽動的視頻，醫院的回應則顯得緩慢、含蓄。

陳子楊記得，一段時間內，醫院賬號為了“解釋”這一醫患矛盾，也制作了視頻，講述了該病區在成立的4年內，救治了數萬名患者，科室醫生盡力救死扶傷。視頻的文字內容很長，沒有刻意制造爆點。“傳播效果不算理想。”陳子楊說，視頻在公眾號上只有幾千次閱讀和一百多人轉發。

現在在抖音平台檢索該醫院的名字，跳出來的還是這起事件患者家屬的維權內容。

周口六院大門外。原點記者攝

醫院大門右側，設有專門的病人接待登記處。原點記者攝

周口六院內有專門的產科夜間接診處。原點記者攝

逐步失靈的屏障

8月7日下午，一位院內工作人員和記者說道：“從去年年底邵醫生發生醫療糾紛至今，我們醫院相關部門一直在跟進協調解決。在事發前幾天和當天，我們的同事也一直在和邵醫生一起商議協調如何面對。”她解釋，院內有較為嚴謹的患者投訴處理流程，即接到患者投訴5小時內必須聯系相關科室核實，24小時內必須給予投訴者相關初步回應。

一位該醫院的主任醫師則表示，“我們醫院有糾紛辦、醫務科，還有醫院辦公室幫忙協調，在緊急情況時都能聯系到這些部門，並迅速響應。”他感到困惑，明明醫院也在幫忙協調邵婉和患者的矛盾，為何她要自己挺身而出?

“可能還是邵主任太要強，眼裡揉不得沙子，想把事情和患者家屬解釋清楚。”這位醫師根據邵婉平時的性格推測。

原本在悲劇發生前，醫患間有著規范的溝通機制。

國內某三甲醫院醫患溝通部門的從業者袁朗表示，“醫院接到患者的訴求後會進行調查、核實，在五個工作日內給對方回復。如果患者不滿，就會進入醫療糾紛的處置程序。”她指出，國家對有醫療糾紛的處置有法律法規：醫患雙方可以自行協商解決、司法起訴解決以及通過當地的衛生行政部門或人民調解委員會等機構進行調解。

但袁朗感慨，這些方法必須基於“雙方自願”的基礎上。她遇到過不少患者，寧願去信訪、找12345不停投訴，也不願意走法定途徑，“你們醫院有錯，我覺得我沒有錯，我要你們賠錢！”

在此期間，另一端的患者也有無奈。

某醫院醫生馮清曾在身份的轉換間，感受過患者的立場。她在某醫院接受治療後產生了一些她沒想到的後果。當時她投訴到了衛健部門，遲遲沒有得到調查的進展與回復。反映到上級部門，對方才聯系到她，表示已經對涉事的醫院和醫生進行了行政處罰。“這些內容看不出和我的投訴有什麼關系，申請信息公開也被拒絕了。”

馮清直言，正是這種不透明、不被重視的感受，讓她在朋友圈持續表達憤怒。

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教授金淼曾在醫院擔任醫務社工。她見到，在科層制主導的醫院管理模式中，組織利益往往優先於個體關懷，面對糾紛時，醫院的管理部門會有保全醫院聲譽的考量，迅速啟動輿情管理，減少信息披露。

袁朗很多次遇見，在一些小型的醫療糾紛中，多數患者都會接受賠償、表示願意溝通協商。很多時候，是親人、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才會選擇把事情“鬧大”。

袁朗觀察到，這些患者對醫學並不了解，委員會和有關部門給予的事實反饋又有延遲。他們直言，自己對那些醫學委員會“沒有信任”，“肯定和醫院是一伙的！”一些人沖進袁朗的辦公室裡，對雙方的對話進行錄音、拍攝，剪輯後發布在網絡上。

“醫院的行政部門對此只能履行勸說的職責。”袁朗說。醫院的宣傳科會有針對網絡輿情的預警機制：只要工作人員監測到，各大媒體平台上有針對該醫院的指控內容，很快就會反映到醫院的管理部門。根據正常的處理流程，工作人員會第一時間聯系內容的發送者，勸告進行刪除。

“我們沒有手段禁止他們發視頻。”袁朗提到，在網絡上公開發布信息，本來就是這些患者的權利，而且這些視頻的內容往往沒有上升到危害公共安全、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平台無法下架，公安部門也難以介入。

袁朗苦笑，“只能點舉報按鈕啊。”運氣好的話，平台就會對視頻限流。有一回，她也遇見過一位醫生遭遇了嚴重的網絡暴力。醫生選擇報案後，公安部門到醫院裡，和醫患溝通部門調取信息。

盡管如此，這道防線最終也在失靈。張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中說，今年7月30日，妻子邵婉曾去派出所報警。當時警方並未立案。7月31日，他陪邵婉再次到派出所報警。這次雖然立了案，但沒有明確如何解決，也沒有聯系網暴者下架視頻。當時張先生和警察說，不要不當回事，因為網暴想不開自殺的案例有很多。

此時，更多人正在困境中選擇沉默。

陳子楊看到，網絡上有人留言，“她為啥沒在惡意來臨時，及時去向外界疏導，或者是向外部力量求助？”陳子楊有些無奈，醫生真的很忙，每天都在高負荷的工作中，沒有時間去傾訴情緒。

馮清坦言，醫生沒有太多排解心理困境的渠道。“醫生是一個很單純的群體。”她感慨，他們一畢業就從學校進入醫院。作為專科醫生，一輩子都在接觸著相似的患者群體。遇到情緒問題，官方沒有提供支持的心理診療，往往只能找到家人、朋友傾訴，甚至默默地忍受。

在金淼眼中，醫生與患者雙方都缺乏有效的社會支持。

金淼說，醫院在應對輿情的同時，為患者、醫生提供必要的保護與辯護卻被遺忘。沉默本身也是一種信號，它告訴仍在崗位上的醫生群體，他們的難處不會被公開討論。在這樣的管理邏輯下，醫護人員承受著越來越重的職業壓力。

8月4日晚，張先生公開表示，邵婉的遺體已經在老家下葬。此時，關注仍在網絡延續，一種長久的沉默等待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