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認真負責的婦產科醫生,是如何被網暴逼死的?

2025-08-07 | 來源: 上觀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周口六院內有專門的產科夜間接診處。原點記者攝

逐步失靈的屏障

8月7日下午，一位院內工作人員和記者說道：“從去年年底邵醫生發生醫療糾紛至今，我們醫院相關部門一直在跟進協調解決。在事發前幾天和當天，我們的同事也一直在和邵醫生一起商議協調如何面對。”她解釋，院內有較為嚴謹的患者投訴處理流程，即接到患者投訴5小時內必須聯系相關科室核實，24小時內必須給予投訴者相關初步回應。

一位該醫院的主任醫師則表示，“我們醫院有糾紛辦、醫務科，還有醫院辦公室幫忙協調，在緊急情況時都能聯系到這些部門，並迅速響應。”他感到困惑，明明醫院也在幫忙協調邵婉和患者的矛盾，為何她要自己挺身而出?

“可能還是邵主任太要強，眼裡揉不得沙子，想把事情和患者家屬解釋清楚。”這位醫師根據邵婉平時的性格推測。

原本在悲劇發生前，醫患間有著規范的溝通機制。

國內某三甲醫院醫患溝通部門的從業者袁朗表示，“醫院接到患者的訴求後會進行調查、核實，在五個工作日內給對方回復。如果患者不滿，就會進入醫療糾紛的處置程序。”她指出，國家對有醫療糾紛的處置有法律法規：醫患雙方可以自行協商解決、司法起訴解決以及通過當地的衛生行政部門或人民調解委員會等機構進行調解。

但袁朗感慨，這些方法必須基於“雙方自願”的基礎上。她遇到過不少患者，寧願去信訪、找12345不停投訴，也不願意走法定途徑，“你們醫院有錯，我覺得我沒有錯，我要你們賠錢！”

在此期間，另一端的患者也有無奈。

某醫院醫生馮清曾在身份的轉換間，感受過患者的立場。她在某醫院接受治療後產生了一些她沒想到的後果。當時她投訴到了衛健部門，遲遲沒有得到調查的進展與回復。反映到上級部門，對方才聯系到她，表示已經對涉事的醫院和醫生進行了行政處罰。“這些內容看不出和我的投訴有什麼關系，申請信息公開也被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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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清直言，正是這種不透明、不被重視的感受，讓她在朋友圈持續表達憤怒。

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教授金淼曾在醫院擔任醫務社工。她見到，在科層制主導的醫院管理模式中，組織利益往往優先於個體關懷，面對糾紛時，醫院的管理部門會有保全醫院聲譽的考量，迅速啟動輿情管理，減少信息披露。

袁朗很多次遇見，在一些小型的醫療糾紛中，多數患者都會接受賠償、表示願意溝通協商。很多時候，是親人、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才會選擇把事情“鬧大”。

袁朗觀察到，這些患者對醫學並不了解，委員會和有關部門給予的事實反饋又有延遲。他們直言，自己對那些醫學委員會“沒有信任”，“肯定和醫院是一伙的！”一些人沖進袁朗的辦公室裡，對雙方的對話進行錄音、拍攝，剪輯後發布在網絡上。

“醫院的行政部門對此只能履行勸說的職責。”袁朗說。醫院的宣傳科會有針對網絡輿情的預警機制：只要工作人員監測到，各大媒體平台上有針對該醫院的指控內容，很快就會反映到醫院的管理部門。根據正常的處理流程，工作人員會第一時間聯系內容的發送者，勸告進行刪除。

“我們沒有手段禁止他們發視頻。”袁朗提到，在網絡上公開發布信息，本來就是這些患者的權利，而且這些視頻的內容往往沒有上升到危害公共安全、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平台無法下架，公安部門也難以介入。

袁朗苦笑，“只能點舉報按鈕啊。”運氣好的話，平台就會對視頻限流。有一回，她也遇見過一位醫生遭遇了嚴重的網絡暴力。醫生選擇報案後，公安部門到醫院裡，和醫患溝通部門調取信息。

盡管如此，這道防線最終也在失靈。張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中說，今年7月30日，妻子邵婉曾去派出所報警。當時警方並未立案。7月31日，他陪邵婉再次到派出所報警。這次雖然立了案，但沒有明確如何解決，也沒有聯系網暴者下架視頻。當時張先生和警察說，不要不當回事，因為網暴想不開自殺的案例有很多。

此時，更多人正在困境中選擇沉默。

陳子楊看到，網絡上有人留言，“她為啥沒在惡意來臨時，及時去向外界疏導，或者是向外部力量求助？”陳子楊有些無奈，醫生真的很忙，每天都在高負荷的工作中，沒有時間去傾訴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