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是CIA特務誰炮制出來的謠言?

2025-08-09 | 來源: 上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如今已是九十多歲風燭殘年的老人了。 2019年1月，他首次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指控習近平是自由社會最危險的敵人，引起不小的騷動。對索羅斯來說，他的指控夾雜著新仇舊恨。新仇是他對習近平的專制統治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協助下，如虎添翼，對開放社會構成致命威脅，令他感到焦慮與恐懼。舊恨是他的開放社會基金四十年前滿懷希望地進入中國，想要大展宏圖，最後卻铩羽而歸，令他十分痛心。

他的達沃斯演講簡略提到趙紫陽的助理鮑彤，體制改革研究所負責人陳一咨，以及改革派成員與中共保守勢力周旋斗爭的經過。索羅斯沒提到的是，當時在北京之外，最初的一個據點是他在紐約資助發行的一本季刊《知識分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期。隨著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而開展的新紀元，令索羅斯感到中國的變局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會發生深遠的影響。為了參與這個變局，他“相中”了一位當時與美籍妻子夏竹麗（Judith Shapiro）合寫《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革命之子》的出版，轟動一時，索羅斯不但要求這個湖南來的年輕人，擔任他拓展中國事業的私人代表，而且願意每年出資五萬美元，資助梁恒出版《知識分子》季刊。這本雜志開辦之初，經費是由美國的民主基金會贊助的。一年多後經費即將用磬，索羅斯及時注入了活水。

梁恒陪索羅斯到華盛頓去見了中國駐美大使韓敘，開放社會基金願意進入中國，幫助中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提議，得到積極的回應。《知識分子》的發行也是風生水起，1984年出紐約版，後來又發行北京版。季刊顧問包括哈佛的費正清，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哥倫比亞的黎安友等教授。那也是美東地區來自港台的寫手和來自大陸留學生的一次難得的結合。梁恒必須時常飛北京，同那裡的改革派人士聯系。他是《知識分子》的總編輯，但實際編務是由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博士生杜念中負責。

雜志辦得頗有氣象，索羅斯的資助也逐年增加，他對雜志的內容從不過問。余英時後來出版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原型是為《知識分子》寫的一篇專論。大陸老一輩經濟學者千家駒寫了論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現代化運動的長文。在普林斯頓跟隨鄒至莊教授讀博士的中國青年學者楊小凱，不但為文講述他在美學習經濟學的感想，有一期還是由他擔任客座主編，推出他分別對張五常、鄒至莊、費景漢等經濟學家的訪問錄，談論市場、產權和發展經濟學等問題。大陸著名的老一輩學者，如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自由派經濟學家茅於輝，在《知識分子》上發表關於價格改革與所有制變革的專論。年輕學者，如在哈佛讀博士的錢穎一介紹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的理論，（錢穎一和最近以“制度基因”概念探討中國極權主義制度起源的許成綱，當年都是在哈佛執教的科爾內的學生）。還有於大海介紹弗理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經濟政治思想，在芝加哥大學讀農經博士的林毅夫關於資源配置與激勵機制的討論，以及楊小凱自己對於現代微觀經濟學的論述，可說洋洋大觀。這些年輕學者有的日後回國，在北大清華等學府任教。楊小凱結束普林斯頓的學業後，到澳洲莫納什大學教書。他對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很受西方學界的重視，曾獲提名角逐諾貝爾獎。

我也曾協助杜念中組稿，在《知識分子》推出一期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專輯，供稿者包括黃仁宇、傅偉勳、蕭欣義、石錦、孫中興等老中青學者。後來由台灣的允晨出版社印成專書出版，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在他講授的東亞文明課程上還將此書作為參考書籍。

經濟發展是《知識分子》季刊的一個重點，但這份雜志是綜合性的刊物，並非專門討論經濟問題。它有哲學與思潮欄目，有文學藝術欄目，也有討論政治學和美國社會的專欄以及書評欄目。雜志北京版的發行是由當時參與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梁從誡統籌其事。他是梁思成與林徽因的長子，據說有一回梁從誡訪問台灣，正逢一個以他父母為主題的熱門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在台播放，使他成為媒體記者采訪的人物。

梁恒後來在一本回憶他《和索羅斯一起走過的日子》的書中，曾輕描淡寫的回顧開放社會基金在中國跌宕起伏的歷程。我的印象是，那時期趙紫陽派出來的人物有點像年輕的欽差大臣，比如不幸車禍身亡的何維凌和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朱嘉明，都是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做很多事的人物。包括邀請華爾街金融家考夫曼（Henry Kaufmann）去幫中國建立資本市場等。圍繞著梁恒幫他出主意的有普林斯頓大學的楊小凱，哥倫比亞大學的宦國蒼（宦鄉的侄子）等人。他們時常聚集在梁恒家中討論中國的出路，籌備成立來美學經濟的中國學者聯合會等，談得熱火朝天，煙霧繚繞，令梁恒那位注重環保的素食主義老婆夏竹麗不堪其擾。

基金會的業務在中國還未正式開展，就由紐約總部資助一個中國青年經濟學者代表團到匈牙利取經，探討針對經濟改革的許多問題，回國後也根據他們和當地學界的交流討論，提出了幾篇報告。他們在匈牙利訪問期間，索羅斯還特別飛回家鄉，同他們見面。這似乎是一個好的合作序幕。接下來，就是在紐約和北京設立辦事處，中方的合作單位是國務院體制改革委員會轄下的體制改革研究所，由所長陳一咨主其事。美方是由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梁恒負責辦事處業務。索羅斯對這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只提出兩項原則，一是必須獨立自主，二是資助項目的申請須以開放競爭方式，並由一個中外學者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把關。雙方在北京開會討論時，索羅斯對基金會宗旨所稱要促進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改革與開放，頗有疑慮。既然要改革，為什麼又要套上一個“社會主義體制”的框框？中方人員表示，這樣寫的用意是要撐起一個保護傘，好讓業務順利進行。

可是後來的變化卻證明，在中共高層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明爭暗斗下，這把“保護傘”根本不起作用。因為掌控了基金財源的人，必然會令所有其他人眼紅不滿。對手用謠言中傷和陰謀論，很容易就能抹黑改革與開放的初衷，達到打擊的目的。譬如同美國的大學出版社接洽，贈書給中國大學的圖書館，建立訪問學者計劃，問題都不大。資助《藝術家沙龍》的項目或民族戲曲的研究，問題也不大。讓美術學院教授組織學生去收集被文化革命破壞的文物，也許就事涉敏感。如果資助學者去策劃，讓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受幹擾地錄下他（她）們在動亂時期的遭遇，這樣的“口述歷史”項目是否就會被懷疑是別有用心？再進一步就扯上陰謀了。

果然，1987年在北京辦事處審理了200多個申請，批准資助40個項目後，公安機關某部門突然指控索羅斯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務，要求關閉基金會。這個指控雖說是無中生有，但也非空穴來風，背後顯然有政治斗爭的暗流洶湧。面對這個危機，趙紫陽總理辦公室一面努力辟謠，同時也做了策略性調整，用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來取代體制改革所，成為中方與基金會的對口單位，而且由國安部部長於恩光兼任交流中心主任。辟謠的目的是達到了，但走馬換將的直接結果是，基金會北京辦事處很快就出現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局面。敏感的知識界人士不再上門走動或提交項目申請。

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四十年前滿懷希望地進入中國，想要大展宏圖，最後卻铩羽而歸，令他十分痛心。（美聯社）

可是基金會1988年在北京仍然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本來希望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人們的思想，推動一個緩慢、和平漸進的不間斷歷程，最終導致民主的誕生。豈料索羅斯這個“非革命”的構想，卻被中共高層的保守派視為洪水猛獸。他們擔心市場經濟和私企的發展會帶來社會動亂，於是上綱上線，把索羅斯看做是“和平演變”大陰謀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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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興闌珊的索羅斯，只得承認自己當初判斷錯誤，在不存在公民社會的中國並沒有獨立基金會運作的條件。他決定關閉改革與開放基金會在中國的運作。

不久，六四事件發生，索羅斯贊譽有加的趙紫陽倒台，歷史又翻過了一頁。然而，當初指控索羅斯是美國中情局特務的謠言是由誰炮制出來的呢？

梁恒書中沒有指出謠言的來源，但六四後流亡海外的體改所所長和基金會中方主席陳一咨，卻直指在中共黨內炮制謠言的是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

這個故事又有兩個版本。

其一是流亡在外的陳一咨，他因擔心受學運牽連而被捕的趙紫陽助理鮑彤有性命危險，並危及趙，所以從巴黎飛到紐約拜訪索羅斯，央求索羅斯寫一封信給鄧小平，澄清所謂“中情局特務”的謠言。索羅斯不但照辦，還把澄清函刊布在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上。

其二是梁恒透露，美國白宮主管亞洲事務的主任警告索羅斯，他在北京的基金會辦事處已完全被中共情報部門控制。梁恒建議索羅斯應找《紐約時報》對他做一個專訪，這樣可以避免其他媒體對傳言加油添醋。索羅斯答應照辦，專訪不久就在《紐約時報》刊出。

據陳一咨轉述，索羅斯在給鄧小平的公開信中說：“第一，我在中國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中國的改革和開放，為十一億人過上開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榮的生活;第二，基金會的所有的活動都是公開的，所有的項目也是公開的，沒有任何顛覆內容;第三，基金會的錢，全部都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證明，與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關系。”他強調：“我願意接受鄧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國來查我的這些東西，我也願意到中國去;如果你們繼續改革開放政策的話，我還願意繼續提供資助。”

梁恒轉述的索羅斯專訪的四個要點，似乎也大同小異：

（一）他之所以要在中國創立基金會，就是想直接參與和支持中國的改革與開放事業; （二）他很遺憾，在中國，基金會的活動受到一些人的懷疑和指控，把他抹黑成中央情報局的特務; （三）同時，他也很吃驚，在美國，有人說中國的情報部門在幕後縱基金會。對於此事，他毫無所知，如果屬實，也是下面主管人員的事; （四）不管怎樣，他都不會在乎別人怎麼說，他會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國的改革與開放。

回到歷史上看，六四後，中共在1989年6月28號的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由公安部長王芳做了一個報告，指控趙紫陽和鮑彤通過陳一咨和李湘魯勾結美國富商索羅斯，而索羅斯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縱的，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據說王震當時聽完後拍桌大罵，“就憑這一條，趙紫陽就應該審判，鮑彤就應該判死刑！什麼'三所一會'，趙紫陽的大小艦隊，要抓一批！流放一批！殺一批！”這位當年在陝北靠賣鴉片維持根據地的鴉片將軍，謾罵起來真是殺氣騰騰。對照當時王震對電視劇《河觴》亂罵一通的激烈反應，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王芳的報告傳達下去後，所有受到索羅斯基金會資助的人士和組織全都受到審查。趙紫陽的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後者大概就扯上了索羅斯的基金會。對中共高層的保守派來說，這無疑牽涉到政權保衛戰。可是後來被質問所謂“中情局特務說”有何根據時，公安部長王芳卻改口說，這也是他聽說的。這種靠無中生有的烏龍指控，卻令鮑彤被判了七年徒刑，趙紫陽被軟禁十七年，直到身亡。

梁恒和夏竹麗離異後，同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職員楊青結婚，定居紐約。夏竹麗（Judith Shapiro）後來學有所成，現在是華盛頓美利堅大學環境、發展與健康學系教授，依然關注環保問題。楊小凱在澳洲莫納什大學任教，不幸罹癌英年早逝，最是令人扼腕。

哎，改革開放所須的制度變革，在中共政權不斷拖延時間的策略下，四十年後依然是大陸學者關心的問題。

※作者殷惠敏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誰怕吳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