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為什麼要打工」,女工的辛勞與掙扎

2025-08-18 | 來源: 人物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剛剛過去的7月末，或許你看到了這則新聞——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鎮縣，暴雨後的清晨，一輛中巴車被洪水沖走，車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為中老年女性。

過去幾年裡，女性農民工在務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屢有發生。它們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個龐大群體在城鄉遷徙中的脆弱與辛勞。

而在今年春天的浙江采茶季，短視頻平台也出現了大批來自中原地區的農村女工，她們幾十人共居一間宿舍、喝冷水、吃饅頭，隨著農事的節律，如候鳥般在全國巡回打零工。

這些新聞，讓我們一次次看見女性農民工群體。她們數量巨大，在艱苦的環境下工作，清晨出門，夜裡歸家。用極其艱苦的勞動，哺育兒女，貼補家用。我們應該怎麼理解她們？媽媽為什麼要打工？為什麼如此急迫地掙錢？她們在焦慮什麼？

王歐，或許是最適合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之一。他是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的副教授，研究農民工及其家庭，已經超過十年，尤其關注女性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的處境。在江蘇和廣東的工業區、在廣西和江西的鄉村，他看到了農民工如何勞作，也看到了他們的孩子如何留守。他的另一個身份也很重要——他來自江西，出生於1985年，是曾經的留守兒童，一位女工的兒子。

平頂山葉縣的冷藏車事故發生後，王歐心中郁結，寫下了一篇題為《女性農民工的母職困境》的文章，他想要解釋：為什麼對這些農村女工來說，掙錢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這篇文章發表於今年7月，《人物》也因此找到王歐，想和他談談。

王歐觀察到，最近十余年，在勞動力市場上，女性農民工的比例在上升。在照料工作之外，農村女性，也越來越成為家庭不可或缺的主要勞動力。為了掙錢，她們會在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就出門打工；做陪讀媽媽時，她們也在打零工；中年時她們會進廠，做高強度的工作；到了老年，她們會做清潔工……她們的整個生命周期，都在隨著家庭的需求而變化、換擋。

女性農民工對掙錢的強烈渴望，有大的背景。過去十多年，農民工家庭越來越深地嵌入了城鄉結構的變化之中。土地城鎮化的模式，從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給農民工家庭帶來了壓力，而這種壓力，女工是最直接的承受者。

她們陷入個體自由與家庭責任、家庭照護與家庭生計的拉扯之中，有著急，有取舍，有糾結，還有不忍和眼淚。

以下是王歐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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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的眼淚

我對女性農民工的關注，開始於十多年前的田野調查。讓我從兩個小故事說起。

2013年，我進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讀博，第一年我們都在學校上課，要把學分修完。接下來就要找一個題目，開題、寫論文。

說來也巧，2014年，我的導師參與了一個關於留守兒童的課題，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項目。他知道我對勞工、農民工、城鄉發展等等議題感興趣，就讓我做學生層面的負責人。那年暑假，我們去了研究的第一站，江蘇昆山——留守兒童的父母打工的地方。昆山是蘇州下面的一個縣級市，但經濟很發達，經常排在全國縣級市的首位。

在昆山，我們去了好多工業區，我們當時提出來，要調研那些把孩子留在老家的年輕工人，工業區管委會也很配合，幫我們找人。當然，工人都很忙，白班、晚班兩班倒，我們的訪問時間，要麼是上午八九點，晚班工人剛下班，要麼是傍晚，白班工人剛下班。當時也很奇怪，來參加我們調研的，大多數都是女工，是年輕的媽媽們。

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一家電子廠，那天早上，我也是發問卷，我們的問卷都是A3紙對折，正反各兩頁，問題很簡短，有很多空白。我是填問卷的督導，哎，我突然發現，有個女工，填完問卷沒走，還在寫，密密麻麻寫了很多，邊寫邊掉眼淚。我也不敢打擾她。

後來她寫完了，我就問她，是不是我們的問卷設計得不好，有好多問題沒問到，以至於她還要自己寫？她說不是，我們的問卷設計得很好，問題都是她關心的。我們當時的問題大概是：你為什麼出來打工？打工之後怎麼跟小孩聯系？聯系的頻率是多少？打電話主要講什麼？就問得很細。

她說，正因為填了這麼多題目，把她壓抑在心裡的很多話激發出來了，她特別想說。但是小孩太小了，這些話無法跟孩子說，只能把它寫下來。我們聊了一會兒，她整個過程都很激動。

等她一走，我就看她寫的什麼。哎呀，我心裡特別難受，她一直在解釋一個問題——媽媽為什麼要打工？她說，媽媽不是很狠心，不是不愛你，不是對你不好，我出去打工是不得已。我必須要出去，希望可以給你一個好的教育環境，讓你將來不必像我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