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男同学言语性骚扰后她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判决

2025年2月，一场女性起诉被性骚扰的案件在中国成都与马来西亚分别开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

起诉者叫刘娅岚，出生于1996年，曾是一名高校教师，2024年停薪留职到马来西亚读博。她指控与她一起读博的同学肖淋在读博期间给她发送具有性骚扰意味的微信。她向两地法庭分别提供了相应的事实材料。

2月20日，在一审开庭后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娅岚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中，肖淋在微信中提及“希望刘娅岚住过来、包生活、一起旅游”等，虽然带有一定的亲密性，但结合社会一般认识判断，并未直接涉及性行为或性本质的露骨描述，也未明确表达性胁迫或性威胁的意思。法院认为，肖淋不存在除聊天以外的其他骚扰行为，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故刘娅岚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淋行为构成性骚扰。

4月10日，马来西亚反性骚扰审裁处宣布了判决结果，认为“被诉人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4月11日期间向申诉人发送短信和视频的行为未经申诉人同意，对申诉人构成冒犯，因此构成性骚扰。”

北京市中业江川（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小庆是刘娅岚在国内的一审代理律师。她告诉本刊，在国内，法律对性骚扰的界定通常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涉及的行为具有性本质内容，二是违背相对人主观意愿，三是造成人格侵害。法院的判决是从这几点出发。杨小庆说，本案确实是她处理过的涉及性骚扰内容最为隐晦的案例。杨小庆告诉本刊，马来西亚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判例法，在判决书中也提到了类似案情的案子，几个案子都被判为性骚扰，因此，本案原告的主张也得到支持。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告诉本刊，两个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与国内对“性骚扰”事件的认识程度有关。在国内，“性骚扰”事件在社会上一直广受关注，但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并不是太多，我国司法体系对于性骚扰的审理和认定也起步较晚。

武汉大学校长:正处理"学生性骚扰指控被驳回"事件

送惩戒法院,台外事官员被曝性骚扰女下属被弹劾

武大性骚扰案后续:又一次见识到了男宝玛的恶毒

吕孝权说，200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并未对性骚扰的含义进行界定。同时，在2019年1月1日之前，民事诉讼中并无独立的“性骚扰”案由，因此，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通常以“一般人格权”“特殊人格权”或“劳动争议纠纷”为由起诉，案件的论述逻辑重点往往不在性骚扰上。例如，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后因维权被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可能主要聚焦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雇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解雇，性骚扰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争议，而不是全案的焦点。

“以2019年1月1日作为分界线”，吕孝权说，在这之后“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独立案由，司法实践才取得突破。吕孝权发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编）》自2021年施行，才首次从国家立法层面对性骚扰做出界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明确责任”。

但在吕孝权看来，这一法条对性骚扰的界定依然不够详细与清楚，导致不同的办案机关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没有接受过系统性别平等观念和实操审理技能强化培训的法官就可能对法条做狭义解读。吕孝权认为，“性骚扰”中的“性”应该做相对广义理解，如性含义、性内容、性要求、性暗示等。吕孝权告诉本刊，2023年3月，人社部、国家卫健委、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第二条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性骚扰行为的界定做了进一步细化——“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但这一参考文本，仅有参考意义，“没有法律强制力”，吕孝权说，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都会优先引用《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来界定性骚扰行为。

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感受到同学的冒犯、到决定起诉对方性骚扰自己，再到经历两场不同的判决，刘娅岚对于女性维权、性骚扰的司法实践也有了新的认识。以下是她的讲述：

越矩的同学

2025年4月10日，在法庭上，当我听到马来西亚法官明确地说肖淋存在性骚扰行为，要向我道歉，我长久压抑的心情才终于舒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