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和普京的交易,關中國什麼事?

2025-08-25 | 來源: 文化縱橫雜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局外人”國家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在美國的阿拉斯加舉行峰會，討論有關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問題。盡管特朗普自第二任期開始，一直想在結束俄烏戰爭這件事情上有所作為，但事情並沒有在任何意義上根據他簡單設想的方式獲得進展。有一段時間裡，因為俄方的強硬立場，特朗普也開始變得強硬起來。這次，特朗普通過其特使外交又再次把這件事情提到他的議事日程上來了，並且決定了俄美兩國首腦的峰會。盡管大多數人對這次峰會的前景並不看好，但這件事情很快引出了各方的強烈反應。

當地時間8月22日（周五），特朗普炫耀普京發給他的阿拉斯加峰會照片。

01各方反應：美俄峰會引發的國際波動

▍歐洲

首先是歐洲。自這場戰爭爆發以來，歐洲主要國家一直深度參與其中。拜登執政期間，美歐聯盟竭力支持烏克蘭，使得烏克蘭能夠堅持到現在。特朗普對歐洲對待這場戰爭的政策一直感到不滿，認為歐洲（主要是北約）的方式既贏不了這場戰爭，也結束不了這場戰爭。不管因為怎樣的原因，等到其第二任開始，特朗普已經對這場戰爭的持續變得相當不耐煩了，他領導之下的美國更是不想再繼續卷入這場戰爭。因此，特朗普試圖跳過歐洲，通過直接和俄羅斯談判來結束這場戰爭。這種局面當然是歐洲最為恐懼的。

特朗普對美國自身的地緣政治深感興趣，他所向往的是19世紀到20世紀初一個地緣政治大擴張時代的美國。但是，特朗普對歐洲國家的地緣政治似乎毫無感覺。自近代以來，歐洲國家一直視俄羅斯的擴張主義為最大的安全威脅。盡管蘇聯解體了，但歐洲所認知的俄羅斯威脅並沒有緩解，因此北約大舉擴張，直至俄羅斯的後院。這也是普京總統發動這次“特別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這次特朗普要以犧牲烏克蘭領土的方式來結束這場戰爭，那麼歐洲的恐懼感是可以想見的。因為在歐洲的認知中，如果那樣，這不是戰爭的結束，而是戰爭的開始。因此，在特朗普和普京峰會之前，歐洲國家先發制人，表明自己鮮明的態度。歐洲強調，盡管特朗普總統要終結這場戰爭的初心是需要肯定的，但歐洲反對以犧牲歐洲和烏克蘭的安全的方式來向俄羅斯“求和”。

▍烏克蘭

烏克蘭作出了更為激烈的反應，總統澤連斯基聲明，沒有烏克蘭參與的任何有關結束俄烏戰爭的協議都是沒有用的。澤連斯基的反應最為自然不過了，因為這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所應當有的最基本的立場。俄烏戰爭是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烏克蘭自然要參與如何結束這場戰爭的進程。對烏克蘭來說，最無奈的就是，如果特朗普真是以犧牲烏克蘭領土的方式和普京達成結束戰爭的協議，那麼烏克蘭又能夠做什麼呢？

▍其他國家

不用說是歐洲或者烏克蘭了，所有這些問題對全世界來說都是難題。戰爭持續了那麼多年了，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都有巨大的犧牲，但沒有人有能力結束這場戰爭。很少人對特朗普想結束戰爭的初心持懷疑態度，但對其所要使用的方式持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實際上，即使特朗普本人也是心裡沒底，因此在過去的幾天裡，一直在變換著有關這次峰會的說法。

▍中國

對中國人來說，還有一個有關自身的問題，那就是西方所謂的中國和這場戰爭的“關聯”問題。盡管這場戰爭和中國毫不相關，並不是我們的戰爭，但自這場戰爭發生以來，西方陣營一直把中國和俄羅斯深度綁架在一起。西方不時地聲稱中國是這場戰爭的“支持者”，對中國施加莫大的壓力。盡管我們一直在努力想通過各種方式來結束這場戰爭，但在西方的認知中，“如果不是和我站在一起，那麼就是和我的敵人站在一起”。對即將舉行的美俄峰會，俄羅斯方面知會了中國，告知我們不管發生什麼，中俄關系不會變化。我們自然非常樂意看到美國和俄羅斯就結束這場戰爭進行討論。不難理解，中國與美俄討論結束戰爭的進程無關，因為這場戰爭本來就不是我們的戰爭。不過同時，很多人也不理解，為什麼此前西方要把俄羅斯和中國深度捆綁在一起？很多人甚至不理解中國是如何被西方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的？

實際上，這些還都是表象，還有更多的具有實質性的東西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從深層次看，俄烏戰爭是西方國際關系的一場博弈和游戲，而我們很多人並不知道西方是如何在玩這場游戲。

如何理解這場國際政治的游戲？我們必須跳出自己的思維框架，試圖從西方的思維架構中來理解這場游戲。也就是說，要從美國、歐洲、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視角來理解這場戰爭，從這些國家對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定位來理解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在理解這些之後，我們才可以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位置。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所處的位置並非僅僅是我們自己所認為的位置，而是這些“其它”國家所認同的位置。

02如何理解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

這就涉及到我們如何理解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這一基本問題。盡管對國際關系和外交我們有自己的理解，但要理解西方對我們的看法還是要從西方的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為起點。

簡單地說，理解西方的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形式性理論，一種是實質性理論。

▍形式性悖論

形式性理論始於威斯特法倫主權體系（Westphalian sovereignty）。這一體系主要包括三條原則：

1. 每個主權國家對其領土和國內事務擁有主權，排除所有外部勢力侵擾；

2. 各國互相承認主權並互不幹涉他國內政；

3. 每個國家（無論大小，或強或弱）的主權平等。

這一理論以1648年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命名。歐洲當時主要的幾個參戰國家，包括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法國、瑞典、荷蘭，同意尊重彼此的領土完整。隨著歐洲的影響力傳遍全球，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原則，特別是主權國家的概念，成為國際法和二戰後世界秩序的核心。因此，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第二條：本組織系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幹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

主權國家體系在18世紀進一步發展，在19至20世紀達到巔峰。二戰之後，幾乎此前被淪落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變成了獨立主權國家。

但是，進入後冷戰時代以來，各區域人道主義災難頻發、恐怖主義盛行、環境問題日益惡化，而聯合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處理這些問題。這些促使人們對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產生懷疑，甚至質疑。在前南斯拉夫問題上，西方更是提出了“人權高於主權”的命題，並對主權國家進行武力幹預。不用說，盡管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有其背後的理由，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而言，也是一個主權國家幹預另一個主權國家的行為。事實上，即使在主權國家高漲的時代，這種幹預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尤其是一個強權對另一個較小國家的幹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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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性理論

這就涉及到實質性國際關系理論。在西方，實質性國際關系理論往往體現為各種形式的現實主義。實質性理論強調的是國際關系和外交的強權政治本質。因為不存在一個高於主權國家之上的“權力體”，國際政治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在這個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關系猶如“叢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盡管近代以來確立了主權國家的概念，但這一概念並不改變國際關系的現實。

實際上，主權國家之間平等的概念產生於西方，也僅僅只適用於西方國家之間。當這一原則擴散到非西方國家的時候，其原則性越來越淡薄，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就涉及到國際關系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國際政治的單元是什麼？是抽象的、沒有差異化的主權國家還是基於文明之上的具體的、差異化的國家？

03文明的沖突：宗教與國際政治

歷史上，文明之間的沖突，尤其是宗教文明之間的沖突，一直存在著。在近代主權國家崛起之前，世界范圍內的沖突主要表現為宗教之間的沖突，尤其體現在“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1096-1291）是一系列在天主教教宗的准許下的戰爭，由西歐的封建領地主和騎士對被他們視為侵略者的伊斯蘭政權（地中海東岸）發動持續近200年的戰爭。之後，歐洲內部在16世紀、17世紀和18世紀初經歷了一系列宗教戰爭。1517年新教的宗教改革開始後，戰爭擾亂了歐洲天主教國家或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秩序。戰爭不僅體現為宗教沖突，還體現為叛亂、領土擴張和大國沖突。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天主教的法國與新教勢力結盟，反對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盡管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而結束，但較小的宗教戰爭一直持續到1710年代，包括不列顛群島的三王國戰爭（1639-1651）、薩伏依-瓦爾登斯戰爭（1655–1690)，以及西阿爾卑斯山的托根堡戰爭（1712）。

盡管隨著近代以來主權國家世俗化的強化，宗教色彩變得淡薄。但宗教從來沒有離開過戰爭，戰爭也一直在求助於宗教。世俗化是近代物質利益發展和商業理性的產物。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商業理性的崛起終於可以促使世界逃離基於宗教非理性之上的戰爭。既然商業世界可以通過正常的競爭而獲得利益，並且商業世界的競爭往往是雙贏的游戲，那麼為什麼國家還需要訴諸於非理性的因素呢？不用說宗教了，連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都不重要了（熊彼特的觀點）。但這些論斷經不起經驗的考驗。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宗教戰爭亦然。宗教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信仰、文明和文化等類宗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只要政治存在著，宗教或者類宗教就會介入戰爭。

迄今，世俗化還在繼續，但宗教依然存在。實際上，人們很難排除世界再宗教化的可能性。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是人類。只要是人類，物質利益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教精神或者其它文化因素。在宗教文明中，西方是在世俗化方面走得最遠的，但現在西方本身已經出現了不適應。作為西方大本營的美國就是典型例子。宗教政治是今天特朗普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再者，另一些從宗教轉向世俗的國家也出現不適應。土耳其是典型。自近代以來，土耳其走的是“世俗化”路線，但近幾十年來，土耳其走的是“再宗教化”路線。要意識到，這些都是主權國家的“宗教化”的趨勢。如果考慮到宗教極端主義的崛起，那麼人們更沒有理由否定宗教政治的回歸了。盡管宗教極端主義的單位體現為非主權國家，但不僅其本身的崛起是政治所為，而且這些非主權國家的行為和主權國家的行為之間並沒有可見（或者人們能夠理解）的邊界。

在當代，宗教戰爭這一論題因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一篇文章再次升溫。亨廷頓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為一本專著，取名為《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作者這裡所說的是產生於西方文明的兩種世俗意識形態，即西方基於絕對私有產權之上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蘇聯基於絕對公有產權之上的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盡管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世界范圍內的大討論，作者也多被批評和攻擊。不過，這篇文章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主要原因還是直接指向了西方國家國際關系本質性的東西。

04五大圈層結構與復雜的西方國際關系

如果是物質利益主導一個國家的國際關系，那麼我們是可以度量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理性只是物質利益，那麼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外交行為是可以確定的。但是，一旦當宗教、文明和文化這些主導或者影響了一個國家的國際關系，那麼我們便失去了度量的依據；如果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僅僅是為了物質利益，更是為了不可度量的軟因素，那麼我們就很難確定這個國家的外交行為。因此，我們對外在世界的國際關系存在太多未知，美國內部、西方國家之間（尤其是歐洲和美國之間）、美俄之間、伊斯蘭國家之間、伊朗與美國之間.....到底在發生什麼？很多事情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出乎意料就是因為不理解。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多得驚人：美國與歐洲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為什麼西方國家之間也發生沖突和戰爭（最典型的是一戰和二戰），但為什麼在對待非西方國家的時候又表現為團結？為什麼特朗普如此這般對待歐洲，歐洲還是那麼“傾心”於美國？為什麼歐洲國家不能和我們站在一起對抗美國？歐洲與俄羅斯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為什麼俄羅斯總是要加入西方，變成西方，而西方不接受俄羅斯？美國與俄羅斯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為什麼美俄雙方都會作出一些我們不能理解的行為，無論是斗爭還是妥協？

我們更不知道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間的關系，除了我們觀察到它們兩者之間經常在發生沖突。我們不知道中東的海灣國家與伊朗之間的關系，也不知道伊朗和美國以如此“巧妙”的方式來互動？

很多人自以為理解這些，但充其量也只是假裝知道。實際上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經常會犯判斷性錯誤。例如，為什麼最近在我們認為有利的形勢下召開的中歐峰會沒有取得人們所預期的成果？為什麼特朗普和普京一邊斗爭激烈而一邊搞“親密”接觸？為什麼人們對美俄兩國的互動感到緊張，無論是斗爭還是接觸？所有這一切，只是因為人們的不理解所致。

西方的國際關系呈現出物質和精神的交織、硬力量和軟力量的交織、世俗和宗教的交織，而這些交織又體現為一種幾乎神秘的“圈層”結構。這使得很多時候，人們對此難以理解，更難以預測。

特朗普第二任開始之後，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登拜登政府期間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中國戰略倡議”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署名的文章。這篇文章似乎可以給我們對西方的圈層結構提示點什麼。這兩位作者竭力反對特朗普的不再重視美國盟友的做法，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低估中國”，同時呼吁美國拉攏盟友，構建“新的聯盟”來對抗中國的挑戰。如果仔細閱讀，不難發現兩位作者所劃的圈層很是清楚的：第一圈是美英澳“奧克斯同盟”；第二圈是歐洲盟友；第三圈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也是高加索白人文明的一部分）；第四圈是高度西方化的非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和韓國等等；第五圈才是“其他”。

第一圈：美英澳“奧克斯同盟”；

第二圈：歐洲盟友；

第三圈：俄羅斯；

第四圈：高度西方化的非西方國家；

第五圈：其他。

05“局外人”：西方視角的中國定位

如果把中國置於這些西方的視角中間，那麼我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西方認同呢？中國是世俗文明，我們是世俗的哲學文明，不是宗教文明。這決定了我們是西方的“局外人”國家。

我們不是宗教文明傳統所說的“異教徒”，而是他們眼中的“非教徒”，為不同宗教文明所爭取的對象。或者說，我們不是宗教的敵人，宗教的敵人首先是另一個宗教，作為“非宗教”的我們是所有宗教想擴張的對象。這表明，在國際政治上，我們不能簡單地在不同的“上帝”之間做出選擇，一旦這樣做，我們就有可能真正成為其它宗教的“異教徒”，成為他們的敵人。

我們需要承認我們不理解西方或者基於其它宗教文明之上國家的國際關系及其外交行為，更不能被西方所創造的、只體現表象的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所迷惑，而被西方牽著鼻子走。我們只有在承認不理解的基礎之上，再去理解它們的行為。這樣做是為了對國際政治格局具有一個准確的判斷，避免迷失方向，從而把自己置於不敗之地。

如果從世俗和宗教兩分法來看，人們可以預見今後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兩個“中國”：一個是形式性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中國，即一個接近或者已經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個是實質性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中國，即一個對宗教文明國家來說又近但又很遠，又熟悉但又陌生的“局外人”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