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网暴漩涡中的产科医生

“弱势”与“裸奔”

即便有沟通的意愿和积累的经验，医患沟通也常有难以展开或进行不下去的时刻。在医疗活动中，医疗纠纷、诉讼等医疗实践中的伴生物始终存在。

程阳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近年主要从事医疗纠纷和医疗机构合规法律问题实务。在她看来，医患矛盾的激化首先来自资源分配不足。“以北京为例，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来自全国的患者人数多，医生压力大、患者就诊时间短，再加上医疗费用的负担、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和不解等等，都会导致冲突发生。医生的判断和诊疗失误也在所难免。产科是孕育和产生新生命的地方，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产妇和家属的高期待和不在预料中的结果导致有心理落差，我们也能理解。”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程阳。

除了观念差异和沟通问题，产科的医疗纠纷和事故还发生在产前检查、产前诊断资质、生产过程以及产后处置、新生儿疾病和遗传问题等各个环节。这当中，如果医方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履行得不充分的话，往往会涉及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那告知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患方签了字就算充分告知吗？”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讲到，医患沟通、病情告知时，医生怎么证明自己尽到了告知义务，有没有书面或音频录像证据留痕？医生们往往是历经了纠纷调解或诉讼过程，才会形成这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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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

他曾代理的一个案件，患者签署了医院提供的知情同意书面文件，但因为患者在同一家医院做两次手术的知情同意书内容一样，“医院属于没有根据患者病情发展的阶段进行告知书的内容变更，法院判院方承担责任。”

谢艾怡回忆起前述一起纠纷，既委屈又懊悔。“虽然我们告知了剖宫产的必要，对方还是揪着我们说，你为什么不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最后判决，患方在医疗（责任）中参与度占70%，我们占30%，这30%我们还是要赔付。所以现在为啥病历文件那么繁多？就得隔一两小时再跟病人沟通、确认。”

如今，很多医院设有专门的谈话间，里面会放一台第三方自动录音录像的设备，如此获取证据更规范和完整，希望保护自身利益的患者对此也能接受。

程阳强调，告知并不等于理解。“大部分公立医院的诊疗方案都是一个格式化的告知，但真正的告知应该是双方信息同步。医生最好把患者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把你针对患者问题的解答也记录下来，比如方案有什么后果，有什么替代方案等等，这样双方日后就不容易起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