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网暴漩涡中的产科医生

一旦发生纠纷，通常有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医调委）和行政调解等先行途径。自愿协商适合索赔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纠纷；人民调解则要经由医调委这个第三方机构；行政调解需要当地卫健委主持，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不管是医调委还是医学会的专家，患者难免会觉得你们都属于一个省内（医疗）系统，天然存在不信任。当这些途径都走不通，最后一步便是法律诉讼。这一步基本能改善需要‘避嫌’的问题，因为诉讼中的医疗过错鉴定程序是打破地域限制，送到省外鉴定的。”刘翔宇解释。

现实当中，昂贵的司法鉴定费用（通常需要一两万元，且是一笔风险投入）和漫长的司法程序，常常把很多想表达诉求的患者挡在了诉讼途径之外。“于是，一些患者就开始利用网络舆情，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诉求，把医疗纠纷引向了脱离法治轨道的方向。”

那患者一定处在医疗纠纷和诉讼的弱势地位吗？

刘翔宇认为，并不尽然。他指出，立法考虑患方作为社会上的弱势方，给予了患者一些倾斜性的保护。从医护人员的诊疗活动到病历书写，从医疗机构的运营到医疗器械和药品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和卫健委颁布的医疗质量安全十八项核心制度等，对医方作出了全方位的行为规范，为医疗活动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在这种约束下，医方往往更容易被‘挑出’过错。”

他进一步列举：从公开数据来看，山东省近三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除去调解、原告（患方）撤诉等，院方的胜诉率（判决驳回患方起诉或全部诉求）只有不到5%。“现实中，大部分医生还在‘裸奔’，他们不知道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在规制着他们。可想而知，在执业活动中发生纠纷之后，他们心里是有巨大落差的。”

在导致邵医生离世的三起医疗纠纷中，最受关注的是羊水栓塞产妇的救治。据媒体报道，该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称其为娶媳妇花费五十多万元，如今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觉得家里以后没有男丁，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刘翔宇认为，这种诉求缺乏法律依据。家属因重男轻女观念及经济考量索赔，显示出性别观念和价值观的落后，尤其是法律意识的淡薄。

几位律师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们接触的一些医院会聘请法律顾问，定期给医务人员培训讲课，尝试从前端解决诊疗行为的合规问题。很多基层医院不会考虑也缺乏能力聘请法律顾问，“还是在解决后端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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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与担当

如今广而推之的医调委机制，始于十多年前宁波因医疗纠纷频发而生的本地经验。2008年，宁波以市长令形式，颁布《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赔偿超过1万元的必须通过理赔中心介入处理。患方索赔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必须申请医学鉴定，明确医疗损害侵权责任和程度。同时，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专家库，负责医疗纠纷调解，俗称“宁波解法”。宁波市公安部门还曾与本市医院联动，模拟“医闹”类事件，在医院开展演练，提高职工的防护意识。

刘翔宇觉得，“很多医生或许把医疗纠纷想象成了（只能）自己（面对）的问题，其实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是医院。当纠纷发生后，医院应当主动承担起沟通、调解、证据固定及后续应诉等一系列责任，尤其面对不实舆情，要主动去发声，澄清事实。”

他接触过一些医疗合规起步早、对处理纠纷有经验的医院，“他们对待医疗纠纷比较坦然。错了，我积极赔偿，寻求解决途径；但如果医院没错，我也不怕跟你（患者）官司打到底。”相反的案例则是某些医院调解经验比较欠缺，一开始就从负面理解患者，容易激化矛盾。“院方问患者，你不要跟我讲过程，你直接告诉我你想干什么？这就是错误的做法，不让患者把自己对病情和诊疗的理解和问题说出来，直接把对方定义成了‘医闹’、来要钱的角色。患者态度也就演变为‘那我们现在就不顾一切，即使官司打输了，血本无归也要干’。”

在刘翔宇和程阳经手的案例中，各地医疗调解委员会都有赔偿限额。可如果调委会有人硬邦邦地讲出“超出10万块钱，我们不给你调解了，你直接去法院走诉讼”，患者会觉得医院和第三方都没有诚意去解决问题，产生愤怒的情绪。律师们能够理解医院在当前环境下怕舆情、怕投诉，听到这些词就“谈虎色变”，“生怕影响医院声誉、考核等等。但是不敢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解决问题，事件就很可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来解决。”

需要引起重视和思考的是，医院担当不够，也与医疗制度有一定关联。医疗行业研究者李滨在近日的一篇署名评论中指出，我国医生执业自主权受机构限制，责任却可能因职务行为而被牵连。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医疗纠纷/事故中的民事赔偿主要由医院支付，医生个人通常仅承担内部处分，极少直接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因而医生既不确定“职务行为中个人何时需担责”，也不确定“机构会提供何种保护”。他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医生在职务行为中的责任范围，同步强制推行医生医责险，将保护责任纳入机构考核，让保护制度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