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网暴漩涡中的产科医生

“不再把个人需求放在最后”

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尚需时日，人才的断档和人心浮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采访中我们发现，产科的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形态：在发达地区的省市级三甲医院，产科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刘楠说，她的很多师弟师妹到8月底还没有找到工作，“省级医院的一些业务岗可能会要求只招收博士了。”

而在欠发达地区的较偏远的四五线小城，年届六旬的谢艾怡还在为科室人才的青黄不接发愁。几个老医生里，她58岁，返聘好几年了。另一个明年就退休，还有一个年过半百，主任也已53岁。新冠疫情前，当地便推行基层产科医生培训全免费，还是阻挡不了离职潮。“上个月我们还走了两个，好多娃娃宁愿去州首府的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也不来县城。来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学历不高，没干劲，我们（几个老人）还得顶着干。整个产科至少缺一半的医生。医院好不容易挂上‘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牌子，床位却从30张自动降到20张。”

要走的人，能靠劝说留下吗？她摇摇头。“以前我会和人家说，你这样（待不住），评职称可能受影响哦。只能从他关切的利益角度去说。但现在都可以内部转岗了，他们更愿意去别的科。妇产科风险大、绩效低，拿什么砝码吸引人家？”

最近几周，谢艾怡也想逃离产科了。她一直喜欢做手术，到妇科能经常做宫腔镜等手术，不至于荒废了技艺。“可我一走，（产科）这边更弱了。”

业务拓展和转型势在必行：主打盆底肌和骨盆修复的产后康复和中医调理项目，各家医院产科都开起来了。黎云说，生意还蛮好，据她所知，给到医生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我们产康的医生，随随便便去月子会所就能赚很多钱，但在医院拿的奖金是非常低的。”

说起同事，黎云分享了科室的一个故事：有个产妇产后两个月突发肺栓塞去世，村里人来医院闹事，说她当值的同事态度不好。“那个产妇冬天动剖宫产手术，术后很少下床活动，又吃了高油的鸡汤。血液粘稠度比较高，很容易长血栓。血把栓子冲到肺，咳嗽个几十秒，人就没了。村里民风彪悍，把我这同事围在那里打。如果我老早经历这种事情，肯定早就不干这行了。但我还蛮佩服她的，当时主任跟她说，你要不去心电图室、B超室干检验吧？她说还要干（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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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位同事和谢艾怡这样对产科长情的前辈，黎云、刘楠和易潇都充满敬意。但她们与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代际差异、承受压力和消化情绪的程度，还有对生活的期待和理解。

刘楠说，“救死扶伤”这样的词对她太重了。能做好本职工作，让产妇/病患高高兴兴回家就好。但即便是“本职”中基础的夜班、急诊，也快把她压垮。在一个月“离职冷静期”里，她去了云南旅游，第一次看到昆明捞鱼河的夕阳，买了斗南花卉市场8块钱十几支的玫瑰，“如果没有辞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些呢？”像她这样，对收入要求不高、但向往规律作息和需要生活里有风景的年轻医护人员，可能正逐渐成为行业的大多数。

黎云的心绪更加焦灼和摇摆。几年前她去其他医院参加规培回来，被分配到门诊，因为缺乏手术病例，难有晋升机会；跟领导相处不愉快，也让她对工作越发意兴阑珊。她意识到即便医龄10年成为主治大夫，在这个系统中还是“菜鸟级别”，而同龄的同学朋友可能已经跃升为管理层。她特别想逃离眼下的环境，不停在社交媒体问网友“辞职后你们都干嘛去了？”人家答“校医、企业医务室多滋润”，她却不想再跟医学发生关系。因为与单位签了5年规培协议，提早离职要交违约金。医院人事科算的违约金比她自己算出来的“自由赎金”多了一倍。她就这样陷在了死局中，动弹不得。“一方面觉得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大，想要自由；但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年，眼界也不是很宽。即便现在给我一天自由，我也不太知道要干什么。”

易潇大概是这三位年轻医生里，与医疗连接相对较深的那个。学医时，她只觉得与其他科室相比，产科是能迎来新生和补充能量的地方，会让人很有幸福感。但没多久她就发觉，自己无法处理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做了符合指征的顺转剖手术，产妇没有异议，她会一遍一遍地复盘自己是否有错，问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让她顺产”？担心患者会不会在后面出现盆底功能的问题。直到2024年年初，早晨到了上班的时间点，她却挪不开步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后，易潇休息了二十多天，服药、做心理咨询，然后提出辞职，成为药企的CRP（临床研究医生）——还是没有摆脱医药。

“那你还怀念曾经的产科经历吗？”我问她。

“不会。就算重新选择，我也会当妇科医生。产科的压力和夜班实在有点承受不了。就算CRP工作天天对着电脑，稍显单调，前景也可能不稳定，我会问今天的自己，你此刻的崩溃超过过去的程度了吗？没有。我对我的离职没有任何后悔。”

对易潇而言，最大的可惜在于没办法做手术——她跟谢艾怡一样，也有这个爱好。“离职前的头一天我还在做手术。如果当产科医生能很单纯，只需要做跟治疗疾病相关的事，倒挺快乐的。我害怕的是产科的夜晚，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