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問題不止於雙邊關系,東亞也尚未真正走出二戰

2025-09-17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九一八事變”94周年。

在80周年紀念之際，中國向全世界發出呼吁，強調堅持正確的二戰史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這是不容否定的客觀歷史。而這其中牽涉到三個關鍵點:一、確認九一八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二、中國抗戰構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主戰場；三、中國抗戰改寫了世界歷史。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前有美國防長公開聲稱“硫磺島戰役中，美日士兵的勇敢精神永載史冊”，後有歐盟高官無知發言“中俄為二戰勝利做出貢獻，這是什麼新鮮事？”……

二戰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大規模的戰爭，它重塑了人類政治形態、軍事形態和歷史走向。對戰爭的記憶、歷史的解讀，既關系到話語權，也關系到戰後國際秩序的解釋權，更關系到人類社會如何面向未來。

因此，戰後80年，我們仍需不斷叩問：怎麼理解二戰？為什麼東亞歷史問題如此難解？在亞洲戰場，歐美、日本(专题)和受害國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如何看待二戰、冷戰這兩個前後相續、明暗交織的線索？當然，這些問題背後都事關全世界期待何種國際秩序、如何超越殖民現代性敘事。

圍繞這些話題，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歷史系教授宋念申向觀察者網分享了他的獨到見解。

何謂二戰：自由世界之戰？反帝反殖民戰爭？

觀察者網：宋老師您好，我們先從近期的一些事情說起吧，最“熱鬧”的當屬歐盟外長卡婭·卡拉斯關於中俄在二戰中的歷史作用的“無知”發言。8月6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微發表了一則聲明：“八十年前的8月6日，美國和日本結束了太平洋地區一場毀滅性的戰爭。然而八十年來，美國和日本一直肩並肩扞衛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明天是反思和銘記的莊嚴的日子，我們向廣島人民以及他們傳達出的持久的和平與希望的信息致敬。八十年來，他們的堅韌激勵著世界，他們的和解精神加強了美日聯盟以及我們致力於和平與繁榮的共同決心。

今天，我們兩個國家作為密切的盟友站在一起，團結一致、目標明確地面向未來通過擁抱可能性帶來的希望，我們建立的伙伴關系成為了世界自由和進步的燈塔。”

這則聲明的表述令人產生倒錯感，甚至讓人以為美日是二戰盟軍。讓人想起您的文章《從長崎到密蘇裡號：日本的戰敗》，從一面美國國旗揭開美國對二戰東亞戰場的敘事邏輯，事實上也有日本學者指出“日本敗於中國，降於美國”，怎麼看美國針對二戰的這套敘事框架及其演變過程？

某種意義上，對二戰歷史的“扭曲”，對於後來中國、朝鮮(专题)半島、東南亞等曾被日本殖民的國家地區的追責與話語權造成什麼影響？同時，對被侵略國家內部的轉型重建、“去殖民化”進程是否也帶來影響？

宋念申：這個問題特別重要，裡面包含了好幾個可以闡發的層次。

首先從這份聲明說起。美國駐華大使館微博轉引的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塔米·布魯斯在8月6日答記者問時的回答。我猜想那應該是一個預先設定好的問答環節，記者的提問並不是直接指向二戰，而是指向80年前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布魯斯小心謹慎地照稿念詞，作了上述回答。

這讓我想起30年前的一個事件。1995年，二戰結束50周年，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立史密森尼學會航空航天博物館策劃了一場關於原子彈的展覽，名為“艾諾拉?蓋50周年紀念特別展”，艾諾拉?蓋就是當年承擔廣島核打擊任務的那架飛機。

這個博物館屬於國立體系，所以它裡面展出的關於歷史文化記憶的敘事是具有權威性的。當時主導這場展覽的包括博物館策展人和一些美國的歷史學家。展覽展出了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時的毀滅性的圖像和物件，還展出了“艾諾拉?蓋”號的前機身部分等等，但是展覽主旨和相關解說引發渲染大波。【注：該展覽的主要目的是“鼓勵聽眾在知曉引向決定使用原子彈的政治與軍事因素、廣島與長崎人民所經受的苦難、1945年8月6日與9日事件的長期影響的情況下，對原子彈進行富有思考的重新審視。”】

執行廣島核打擊任務的“艾諾拉?蓋”B-29轟戰機

當時（以及現在）美國歷史學界較為主流看法是，原子彈並非結束戰爭的必要手段。因為情報系統早就顯示，只要蘇聯對日宣戰，日本一定會投降。而美國政府之所以執意要使用剛剛研制出來的原子彈，其隱藏的、但更為重要的目的在於震懾蘇聯。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打開了人類核戰爭的潘多拉魔盒，美國為此付出了巨大的道德和政治代價。

但是，以健在的二戰美國老兵為代表的一派勢力對歷史學界發起猛烈攻擊，指責學者和策展人篡改歷史，故意把美國說成是邪惡的。為此，唯一一個參加了廣島和長崎兩個行動的飛行員、美國空軍退役少將查爾斯·斯韋尼(Charles W. Sweeney)還到美國國會參加了關於展覽事件的聽證會。他在聽證會上猛烈批判進步派歷史學者，說他們在為日本的罪行辯解。最後，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博物館撤掉了原爆受害者的照片和展覽說明。

30年前，反思原子彈的歷史學者屈服於政治壓力。30年後，美國官方的態度卻180度大轉彎，甚至根本不把日本當作當年的敵人。如果當年的老兵看到今天這一幕，肯定覺得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查爾斯·斯韋尼的證詞後來還被翻譯成中文，在中文互聯網廣泛傳播。中國網絡在介紹他的證詞時，完全隱去了1995年爭議的背景，而且還加了一個非常聳動的標題“原子彈下無冤魂”。其實斯韋尼原本的證詞沒有這個標題，中文翻譯的證詞也並不是他在國會聽證會上當場說的那個版本，而是翻譯了他提交給國會的文字稿。文字稿很長，裡面提到南京大屠殺等事件。斯韋尼在國會上講的是縮略版，完全沒有提及中國。國內鮮少有人知道他去參加國會聽證的緣由，是為了批判那些進步主義歷史學者，為美國對日本扔原子彈的行為做徹底的無罪辯護。

查爾斯·斯韋尼（Charles W. Sweeney）

這起爭議事件中包含了幾重矛盾：怎麼理解二戰，尤其是太平洋戰場上，美國、日本和受害國之間的關系？美國到底怎麼看二戰及二戰以後的對外戰略？

根據今天歐美主流的歷史敘事，20世紀40年代以後的世界歷史，就是從二戰、冷戰到“後冷戰”這樣一個脈絡，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自由世界”獲得了最終勝利。

主流媒體的敘述將這段歷史看作是“自由世界”戰勝其反對者的歷史。二戰是“自由世界”戰勝法西斯主義；冷戰是“自由世界”戰勝共產主義；到了後冷戰，則是“自由世界”去打敗新的敵人，比如恐怖主義、邪惡軸心、失敗國家等等。按照這套歷史敘事的邏輯，美國跟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戰爭，是自由世界打敗威權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戰爭，日本“開國”之後逐漸迷失了方向，只要把它從拒絕美國式自由主義的錯誤道路上糾正回來、變成自由世界陣營的一員，那麼這件事就解決了。

但是，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亞洲人民並不是這樣理解這場戰爭的：我們打的是一場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為的是爭取自己的民族解放。民族解放當然包含爭取自由的內容，但這首先不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非常具體的反對壓迫、爭取獨立解放的問題。

這層意義在歐美的歷史敘事中是被遮蔽的，它根本不談反法西斯與反殖民之間的關系。為什麼？因為歐美自身就是殖民主義者，雖然法西斯主義被打敗了，但自19世紀至今，歐美主導下的整個世界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大結構始終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以及歐洲）對這場戰爭最根本的定義，和被殖民者——比如中國、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對這場戰爭的理解存在本質不同。除了進步主義歷史學者，歐美主流敘事中幾乎看不到殖民主義的問題。這也使得他們的歷史敘事中，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往往是缺位的。前幾天歐盟外長、愛沙尼亞前總理卡婭·卡拉斯（Kaja Kallas）居然說自己從沒聽說過蘇聯和中國打贏了二戰，就充分說明這種敘事對歐洲人有多麼大的影響。

二戰結束後很快進入“冷戰”。“冷戰”這個詞很奇怪：站在美國或歐洲的角度，1945年以後確實沒有再次發生大規模的熱戰，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段時間的戰爭都是“冷”的狀態。如果站在東亞看，二戰結束後至少有中國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熱戰，它們構成戰後東亞維持至今的秩序。所以至少在東亞，“冷戰”一點都不“冷”。

由於美國的冷戰認知，它把中國內戰結束之後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理解為是共產主義對自由世界的侵犯，所以它選擇介入朝鮮半島和印度(专题)支那半島尋求民族獨立和統一的戰爭。

正是對二戰以來整個歷史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偏差，使得今天我們在看美國這份原子彈80周年聲明時有種歷史倒錯感，感覺美國立場發生了重大改變。今天美國強調日本是盟友，甚至對太平洋戰爭中慘烈的對抗采取規避、粉飾的態度，因為美國認定現在存在新的“敵人”。這個“敵人”是誰，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從另外的角度看，美國的態度也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它對世界歷史的理解，跟我們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上的理解是不同的。本質上，美國是今天殖民性的代表，而且是迄今為止世界權力格局中最具壓迫性的角色。

觀察者網：換句話說，並不是美國的態度在當下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的主軸其實從未變過。

宋念申：對的。在此也想提醒，美國本身很復雜，內部很多元，我們有時候會籠統說“美國”的態度，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美國也有進步主義學者，學界的態度往往和政界不同。我們反對的是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亞太政策，批判美國的政客以及被其篡改的歷史。

廣島長崎原爆：反人類還是“無冤魂”？

觀察者網：提到了原子彈，我們就聊聊去年和今年的兩部電影——《奧本海默》和《南京照相館》，都是講述對日作戰歷史，兩者在某些地方可以形成互文，本身也都是很好的解讀文本，當然兩部電影在上映後也在某些地方引發了爭議，不知您怎麼評價這兩部電影背後所反映出來的歷史觀？

宋念申：兩部電影都很優秀，能開啟不同視角的解讀，但我想把它們放在一起談，是因為這兩部電影都引發了一系列有關歷史記憶的爭議。

絕大多數人對《南京照相館》的評價很高，但網上仍有人批評它，質疑其展現血腥的場景是宣揚仇恨。《奧本海默》遭受的批評之一，則是它完全沒有血腥場景，比如有日本網民批判它沒有展現日本人遭受原爆的受害場景。

日本國內的歷史教育，把二戰作為一場常規化戰爭，強調日本在戰爭中遭受原子彈侵害，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客觀而言，這一點確實如此，原爆讓日本在短短幾分鍾時間內死了差不多20萬人，並且在相當長時間內忍受原爆造成的輻射污染侵害。客觀上，這的確是極端反人類的罪行。但將這場戰爭常規化，最終導致日本許多人認為，自己僅僅是受害者這一面。

而為《奧本海默》辯護的一方，則指出日本在二戰中其實是施害者，原子彈是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懲罰。但如果再往深處挖掘歷史，又有人質疑，既然應該懲罰日本的戰爭罪行，那為什麼美國赦免了日本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而731部隊的那些人體實驗資料後來去哪了？當年以石井四郎為首的、從事人體實驗的軍醫，在戰後都沒有受到懲罰，有的去了醫藥機構，有的去了大學醫學院。731部隊的人體實驗資料則全部被移送到美國，至今未能公開。

1954年4月，奧本海默出席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安全聽證會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對於戰爭罪行的追責，到底要采用什麼樣的方式？

如果要追問南京大屠殺、追問慰安婦等等問題，那麼要不要追問原子彈和東京轟炸？要不要追問赦免石井四郎等戰犯以換取731部隊的人體實驗數據的行為？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很不徹底的。比如，像岸信介這樣的甲級戰犯也沒有受到懲罰（只因為他跟東條英機是政敵），美國後來還讓他當上日本首相，其家族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他的外孫安倍晉三。

二戰後，遏制蘇聯和中國的冷戰需求主導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對日政策立刻轉向，從打壓財閥變成扶植舊財閥、支持反共親美的右翼政客，相當於把二戰“余孽”又重新扶植為政界和經濟界領袖。

如果我們把抗日戰爭理解為殖民和反殖民、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斗爭，那麼二戰結束後，日本以及受到日本侵害的地區應該開啟去殖民化、去帝國主義化的進程。但這個任務因為冷戰的興起而沒有完成。

所以，我常說冷戰在朝鮮半島還沒結束，其實豈止是冷戰沒有結束，連太平洋戰爭都沒有徹底“結束”，二戰遺產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戰後東亞就這樣被拖入了以美國為主導的所謂“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對立的格局，導致後來對歷史問題的認知、理解和批判日益錯位。

從這一點看，其實《奧本海默》的反思還是比較深刻的：電影對原子彈的批判恰恰和1995年美國進步派歷史學者有極大共鳴。奧本海默在政治立場上偏左翼，曾經跟美國共產黨走得很近，戰後遭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這部電影有效展示出，美國官方對二戰及原子彈的態度，和它的反共意識形態和冷戰敘事之間，有著深刻的關聯。

戰爭與革命的雙重性：東亞與歐洲戰場的本質區別

觀察者網：關於戰後德日的差別，這也是很多人一直在問的問題：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那樣公開認罪道歉，為什麼日本不願承認自身的加害責任、不能徹底反省侵略戰爭？從日本的一些民調數據來看，今年4月《朝日新聞》稱，58%的日本受訪者認為對於二戰受害國人民“已經充分道歉和賠償”，僅有29%認為“不充分”，同時日本官方立場這些年似乎也在“倒退”，就像您提到的這是“戰後處理不徹底”。

最近經常聽到一些觀點，日本戰敗後，似乎沒有一個“總負責人”來為這場殖民侵略戰爭擔責？但日本是沒有，還是被藏起來？同樣，日本反思戰敗、反思走向戰爭時，也會發現它沒有一個具體的主體，可以看到官僚機構、職能部門乃至個體之間的“內斗”，但說不清這是為了什麼、是誰的命令。盡管日本經歷了明治維新，但仍是一種前現代的體制在經歷一場近代帝國主義戰爭嗎？

宋念申：先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我恰恰覺得走向軍國主義的日本不是前現代的，它就是現代的；日本為什麼會一步步走向戰爭，正是因為它要步歐美後塵，追尋一種殖民性的現代。

不要忘了，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的核心追求之一，就是要像歐美那樣，成為“文明世界”的一份子。日本也是被歐美當作最好的亞洲學生。一直到1930年代前，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擴張，都得到英國和美國的默許甚至縱容。

但在追求“現代文明”的過程中，日本精英也發現了更深層的問題：日本永遠不可能實現和西方列強同等的地位，因為這個由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共同構成的世界結構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日本在其中的地位非常尷尬，雖然它被塑造成一個優秀的學生，但永遠不能和西方平起平坐。

於是，一批日本精英就開始訴求掙脫西方體系，並將日本與西方的關系定義為黃種人和白種人的競爭。他們認為必須團結所有黃種人，反抗白人統治，這就是所謂“泛亞主義”。

這套話語聽起來是反抗性的，讓亞洲成為亞洲人的亞洲，但背後的內涵是：日本才是新秩序的主導者。中國、朝鮮、東南亞都太弱了，制度文化落後、問題叢生，所以日本要去領導亞洲，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這裡面的邏輯非常吊詭，日本自認為的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方式，是以日本的殖民主義去替代西方的殖民主義，也就是所謂反帝國的帝國主義、反殖民的殖民主義，最後必定走向失敗。

說起責任主體的問題，在美國的戰時宣傳中，日本的戰爭責任人就是東條英機。但就像你提問中所說，當我們細究時，會發現把一切戰爭責任都推給東條英機似乎不對。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國體就是天皇，最大的戰爭責任人當然應該是天皇。但美國對日本進行戰後處理時，很早就決定不廢除天皇制度，只利用新憲法讓天皇成為虛君。這就導致追責問題無法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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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來說說日德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主導的這套歷史敘事——即自由世界戰勝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戰場的視角上看是大體說得通的。因為歐洲內部沒有殖民與反殖民的問題，最多是新興的殖民帝國與老牌殖民帝國之間的爭奪，前者以德國為代表，後者以英法為代表。

這套敘事最難處理的，並不是德國的定位，而是蘇聯的定位。蘇聯明明是二戰時期的同盟國，但歐洲人內心又不認為蘇聯是自由世界的一員，所以盡管蘇聯付出了巨大傷亡，也做出巨大貢獻，但冷戰開始後，蘇聯又變成了“自由世界”新的敵人，是西方要反對的對象。正是由於有了蘇聯這個新敵人，西歐在戰後很快接納了西德，將其重新打造為自由世界的一員。

但美國這套敘事放在東亞是解釋不通的。我前面說過，太平洋戰場上的主軸是反殖反帝、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而且，我們去看日本的發展軌跡，從明治維新到走向軍國主義，日本背後最大的扶植力量正是英國和美國。20世紀初，英美日結成盎格魯-日本同盟，英美資助日本對抗俄國，日俄戰爭本質是帝國主義內部戰爭。德國人反思自己如何走向法西斯主義，可以把責任推給納粹；但日本人反思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會發現背後一直有英美的影子。這就陷入難題：反思應到哪裡為止？

所以，為什麼歐洲和東亞在走上戰爭道路和戰後處理追責問題上有如此大的差異？我認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歐洲的戰爭幾乎不涉及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問題，但東亞戰爭最首要的特征恰恰是反帝反殖。理解東亞戰爭，不能采用自由主義的視角，因為這個視角解釋不了隨著戰爭而來的革命的興起，包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革命。

帕爾法官之問：只懲罰日本，完整嗎？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這個問題非常關鍵，某種程度上，這不僅是東西方戰場對二戰記憶有所不同的原因，甚至也是造成亞洲內部不同國家地區對於二戰敘事的區別。

宋念申：中國在殖民主義結構中的位置非常獨特，包括在冷戰中也是如此。因為一方面中國是被殖民的一方，但另一方面，中國整體上從未成為一個純粹的殖民地。毛澤東的定義非常准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跟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相比，比如經歷數百年殖民統治歷史的印度，中國的道路非常不同。盡管遭受諸多挫折，中國最終靠著自我革命，獲得了完全意義上的獨立自主，中間我們有無數次試錯，也走過不少彎路。

亞洲許多地方的嘗試失敗了，在東南亞，民族獨立甚至是借助日本這個新的殖民勢力把原有的殖民架構打碎以後，才有了縫隙和可能。所以在這些地方，對二戰的敘事和我們是有差別的。

印度法官達賓諾德·帕爾

這裡可以舉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典型案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印度法官達賓諾德·帕爾認為這次判決是不公平的，主張日本戰犯“全員無罪”。當然我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如果站在印度的角度，他的這種立場有他的邏輯。

帕爾的核心邏輯，簡而言之就是：日本人幹的這些事情，有哪些是英國人或歐美人沒幹過的？他在辯詞中承認日本軍隊犯下殘忍的罪行，但從發動戰爭本身來看，這跟殖民統治印度的英國人、殖民東南亞的歐洲及美國人有差別嗎？如果只懲罰日本人，就成了“勝利者的審判”。

在這個語境下，或許帕爾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在整體權力格局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只懲罰日本至少是不完整的。不過，帕爾的這些觀點後來被日本右翼利用來為日本脫罪，他們把帕爾塑造成一個英雄，為日本的暴行卸責。

當我們站在全球角度去思考二戰以及戰後遺留問題時，會發現這場戰爭非常復雜，不同的人由於所處的境遇不同，對戰爭的理解很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持這樣一個觀點：對二戰的思考不能局限於雙邊關系，因為近現代的中日問題從來不是雙邊問題，而要放到區域和全球語境下審視；今天的亞太格局，是20世紀數場相互聯系的戰爭共同塑造的，歷史上的諸多矛盾和問題沒有得到清理，層疊累積，形成當下人們對過去的種種充滿矛盾張力的看法。

當我們將全球格局納入進來，就會發現，歷史的復雜性在於，我們至今仍生活在一個由殖民主義主導的權力格局中。正是因為殖民體系沒有被徹底推翻和清理，所以戰爭遺產也沒有得到合理的處置。

觀察者網：對，即便是“反殖民”這個詞匯，也不是被殖民者的“專屬”說法，革命者在用，日本的左翼也會用，甚至日本右翼所謂的“英雄主義史觀”也可以套用這套邏輯來解構戰爭罪行。

宋念申：我前面反復提到更大的權力格局，其實也是想表述，這場戰爭絕對不只是民族之間的戰爭，不是中國人對抗日本人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如果只把這場戰爭理解為民族之間的戰爭，就容易忽略背後更大的問題。

我們去讀一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明確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的戰爭。也就是說，戰勝帝國主義，同時是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過程。他談到中國獲勝有三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

中國革命者把中日之間的戰爭置於更大的歷史和政治視野之中，因此中國的反抗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更是社會革命意義上的，既對內消除半封建狀態，也對外消除半殖民地狀態。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抗日戰爭的性質不能被簡單理解為“自由世界”對抗“法西斯主義”，至少我們爭取的自由和解放，並不僅僅針對日本法西斯，更是針對國內外所有的壓迫勢力。

外國軍隊常年駐扎，何談“國家正常化”？

觀察者網：如果從更大的權力架構去看待19世紀末到20世紀以來亞洲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戰爭，可以挖掘出更深刻的一些意義。戰後美國直接插手日本社會改造，某種程度上日本似乎成了美國的殖民地。現在去看日本傳統右翼的某些觀點，有時候在他們身上能找到“親美”和“反美”的雙重性。

宋念申：是的。最典型的比如石原慎太郎，他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日本可以說“不”》，指的就是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但在中國崛起之後，他反中的那一面超過了反美的一面，借著美國“重返亞太”，他挑起釣魚島“購島”爭議，中日關系再度陷入僵局。

但新一代的日本右翼，某種程度上越來越不像右翼。傳統右翼至少還強調日本的主體性，但現在的右翼越來越甘願當美國政府的仆從。日本社會當然是整體右轉，但帶表演性質的“假”右翼居多。右翼是一種政治立場，而現在日本的政黨政治幾乎是完全去政治化的。

資料圖：石原慎太郎

觀察者網：經歷了戰後80年，作為二戰主要戰敗國的日本和德國，其實也一直在追求國家正常化。當下因為俄烏戰爭，國際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變化，德國借此轉折徹底實現了正常國家的突破；但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內外阻礙都很大，即便它借著美國重返亞太政策來推動自身的“全面正常國家化”，近年來在軍費、武器出口、軍事合作等敏感問題上取得了突破。

可是基於前面的討論，日本在戰後並未真正實現徹底的內部改造，以其目前的國體、國家機制，它所追尋的正常國家帶“刹車”嗎？經過戰後80年發展，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德日追求實現“正常國家”？

宋念申：我覺得所謂“國家正常化”這個說法，更多只是一種話語，一種修辭，一個領土上有外國軍隊常年駐扎的國家，何談“正常化”？所謂“正常”，可能只是依附的另外一種形態，讓它們和美國的利益更深層次地綁定，也就是更加“不正常”。

超越殖民現代性敘事

觀察者網：最後，想從更長的坐標軸來看日本、東亞從前現代走到現代的整段歷史。16世紀末一場東亞地區的戰爭打響——日本侵略朝鮮的壬辰戰爭，被視為是當時日本實權擁有者豐臣秀吉想通過擴張來解決內政而發起的；之後日本開啟德川幕府統治；再接下來，對日本影響至今的事件便是“黑船來航”——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日本近代的起點，接著是倒幕運動、明治維新，日本從封建時代走向近代，再到參與帝國主義戰爭的這條線索，它是怎麼看自己、怎麼看外部世界（中國/明清、東北亞/東亞、歐美），以及自己在不同圈層中的地位？

這個問題也涉及到，我們究竟該怎麼評價明治維新？過去國內的觀點給予其肯定，很大原因是站在甲午戰敗、反思中日內部的改良與革命之路，認為明治維新推動國家現代化，但這種評價視角是否合理？同樣日本也在反思和闡述黑船來航到珍珠港事件這條主線，敘事主軸跟我們不同，您怎麼看這種區別？

宋念申：日本怎麼看自己和外部世界，其實是隨著它內外關系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當然任何國家都尋求自己在世界中的某種中心性，這個話題沒有時間多展開。不過明治維新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2018年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之際，國內知名學者孫歌老師做過一個音頻節目，她提出我們應該重新認識明治維新。過去我們一直把明治維新當作一個成功的范例，但事實上，明治維新的“成功”，直接引導出日本後來走向軍國主義，最終在二戰中被打敗至幾乎滅國，戰後又被美國長期“占領”。雖然冷戰時期由於美國的戰略需求，日本利用朝鮮戰爭重新工業化，後來借著地緣政治變化的戰略空隙，又變成了一個發達國家，但只要日本表現出任何自主性的沖動，就立刻被美國打壓，至今仍然是個“不正常”國家。造成這樣的歷史後果，難道明治維新不需要被重新思考嗎？

我們在國內經常聽到的這套邏輯——明治維新是成功的，而中國同時代的一系列改革是失敗的——究竟是怎麼來的？甲午戰爭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導致後來的改革和革命者紛紛赴日求學、探索，以日為師。但為什麼從日本戰敗到今天，這套邏輯依然強大呢？

因為它符合宏大的現代化敘事。在我們學習的歷史分析框架裡面，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志是鴉片戰爭，而日本就是黑船來航，這就把中國、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分成了兩個截然斷裂的階段，前面的叫古代（前現代），後面的叫現代（或者近代）。

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夕訂造的世界第一快艦“吉野”號

冷戰時代的美國學界，就著力強調這套分析/敘事框架，典型代表是費正清筆下的中國和賴肖爾筆下的日本。二人的共通之處，是認為東方國家內部停滯，沒有辦法走向現代，必須要有外部勢力來打破其內部長期的封閉落後、保守愚昧，靠著外部撞擊帶來的先進的文明，這些國家才能有所反應，走向啟蒙、開啟現代化。【注：埃德溫·賴肖爾（1910-1990），美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生於日本東京，二戰前後在哈佛大學任教。1961-1966年任美國駐日大使，是美國公認的日本問題專家，著有《我的兩個祖國》《中國：傳統與變革》（與費正清合著）等。】

這套邏輯長期主導我們的歷史敘事，對我們的近現代史認知產生強大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日益成為主流，歐美的歷史研究界逐漸拋棄這套現代化框架，更強調自16世紀以來中日兩國的內生現代性。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層面，此時的東亞都已經隨著內外格局的演進，萌生、吸納新的東西。等到殖民者用堅船利炮入侵以後，刺激了內生資源的轉化，也讓中國和日本分別走上了不同的自強道路。不可否認，外來的刺激很大，但這個刺激一定是作用於內部已經具備的某些歷史資源，才會產生特定的反應。

當然，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並不是說要以中國為中心。強調中國內生的現代性，不必否定西方的因素，否則也有失偏頗。

我們對歷史的考察，不能簡單套用一種因果模式來做線性分析，而是要看到究竟是哪些因素，讓中國、日本等在面臨外部的巨大沖擊時產生了不同反應，最終走上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

歷史應該是一個開放的解釋系統，它不應該被單一模式固化，特別是一個基於冷戰意識形態的僵化的解釋系統。就像我們講述中國近代史，它不可能起始於一個簡單的時間點，好像此前此後的歷史是斷裂的；歷史一定是有連續性的，而且這種連續性不僅表現在時間上，也體現在空間上。

歷史上，中國從來不是孤立封閉的。比如講到鴉片戰爭，必然要提到廣州十三行的貿易體系等；這背後涉及中國在全球貿易和資本網絡中極其重要的地位。要解釋鴉片貿易的發生，說中國是“閉關”的、拒絕跟外部接觸，其實是講不通的。

日本也是如此。過去的歷史敘事中一直把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簡化為“鎖國”。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日本並沒有字面意義上的鎖國。在明治之前，日本就依靠對歐貿易的長崎口岸，大量引入新的知識和信息，產生了蘭學。幕府早期禁止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傳教行為，但同時非常熱衷收集外界情報、信息和商品，這些早期全球化時代的交流早已深刻影響日本對世界的認知。所以，我主張要把近代史放入更長的歷史脈絡。

回到今天討論的二戰問題，為什麼歷史問題是東亞國家之間難解的心結？從我們自身的角度講，可以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受到現代化邏輯的巨大影響。對“近代之前”的歷史往往簡單否定。當然在革命浪潮中，否定過去可以提供解放路徑，可是在今天，我們恐怕已不可能再按照傳統的論述，將中國漫長的現代之路當作失敗案例。

這其實也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要對中國走向現代的路徑有一個新的解釋。未來，中國路徑是有示范作用的，尤其對眾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我們還是用“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弱小到強大”的敘事邏輯來講述現代化，恐怕對世界上很多國家來說是很難共鳴的，因為多數國家不具備與中國相似的條件。

我也總是強調要重新反思“落後就要挨打”這種口號。現在中國國力強盛，在更多全球事務中發揮作用，這套話語背後所隱含的弱小就該挨打的邏輯，也不利於對外闡述中國的理念。

強調自強自立當然沒有錯，非常有正當性，但如果想為全球提供示范效應，就需要超越殖民現代性的敘事，要強調國家不分強弱都需遵守的公平正義原則，否則，我們還是在認同一種力量至上的文明等級論，只不過把中國擺在了等級秩序的高端。中國應該提出更有普遍意義、為全世界多數人接受的世界願景和歷史論述。

觀察者網：您提到我們如何用超越現代化的敘事邏輯去構造一套新的歷史認知，我想這是我們今天仍要紀念這場戰爭的意義所在。

宋念申：二戰無疑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在於它是一場超大規模的常規戰爭。這場戰爭是一次徹底重塑人類政治形態、軍事形態和歷史走向的總體戰；戰爭推進了中國革命的自我完成，並且在全球范圍內引發被壓迫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浪潮，使得冷戰時代殖民主義不得不改變自身，以新的方式維持其統治。

同時，這場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仍糾纏著當今世界，這點在東亞尤其明顯。甚至可以認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殖民主義，其影響在東亞還沒有真正去除。《舊金山(专题)合約》並沒有解決日本殖民主義的遺產，它反而產生了新的問題。更何況從國際法角度來看，這個合約並不具備法律效力，在政治上也不具備正當性。

戰爭本身已經結束80年了，但中國仍然沒有完成統一大業，台灣(专题)甚至香港(专题)的反共勢力甚至開始美化殖民主義，把殖民者當作帶來“文明”的恩人。更不必說朝鮮半島已經存在了80年的所謂“分斷體制”。

試想一下，如果抗戰結束後，美國人扶植汪精衛或溥儀，冠之以“自由中國”的名號，以對抗“紅色中國”，我們會認為戰爭結束了嗎？在朝鮮半島南方，日本軍隊撤出，美國人又把服務日本殖民當局的軍、警、政、商等親日勢力扶起來，鎮壓抗日的左翼力量，這就是當時韓國的狀況。朝鮮半島至今仍受制於這種分斷格局。

正因為東亞許多地方還沒有真正走出那場戰爭，所以歷史遺留問題一直影響著當下東亞。歐洲似乎很快走出了二戰，但東亞還沒法擁抱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