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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問題不止於雙邊關系,東亞也尚未真正走出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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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國內經常聽到的這套邏輯——明治維新是成功的,而中國同時代的一系列改革是失敗的——究竟是怎麼來的?甲午戰爭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導致後來的改革和革命者紛紛赴日求學、探索,以日為師。但為什麼從日本戰敗到今天,這套邏輯依然強大呢?


因為它符合宏大的現代化敘事。在我們學習的歷史分析框架裡面,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志是鴉片戰爭,而日本就是黑船來航,這就把中國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分成了兩個截然斷裂的階段,前面的叫古代(前現代),後面的叫現代(或者近代)。




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夕訂造的世界第一快艦“吉野”號

冷戰時代的美國學界,就著力強調這套分析/敘事框架,典型代表是費正清筆下的中國和賴肖爾筆下的日本。二人的共通之處,是認為東方國家內部停滯,沒有辦法走向現代,必須要有外部勢力來打破其內部長期的封閉落後、保守愚昧,靠著外部撞擊帶來的先進的文明,這些國家才能有所反應,走向啟蒙、開啟現代化。【注:埃德溫·賴肖爾(1910-1990),美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生於日本東京,二戰前後在哈佛大學任教。1961-1966年任美國駐日大使,是美國公認的日本問題專家,著有《我的兩個祖國》《中國:傳統與變革》(與費正清合著)等。】

這套邏輯長期主導我們的歷史敘事,對我們的近現代史認知產生強大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日益成為主流,歐美的歷史研究界逐漸拋棄這套現代化框架,更強調自16世紀以來中日兩國的內生現代性。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層面,此時的東亞都已經隨著內外格局的演進,萌生、吸納新的東西。等到殖民者用堅船利炮入侵以後,刺激了內生資源的轉化,也讓中國日本分別走上了不同的自強道路。不可否認,外來的刺激很大,但這個刺激一定是作用於內部已經具備的某些歷史資源,才會產生特定的反應。


當然,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並不是說要以中國為中心。強調中國內生的現代性,不必否定西方的因素,否則也有失偏頗。

我們對歷史的考察,不能簡單套用一種因果模式來做線性分析,而是要看到究竟是哪些因素,讓中國日本等在面臨外部的巨大沖擊時產生了不同反應,最終走上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


歷史應該是一個開放的解釋系統,它不應該被單一模式固化,特別是一個基於冷戰意識形態的僵化的解釋系統。就像我們講述中國近代史,它不可能起始於一個簡單的時間點,好像此前此後的歷史是斷裂的;歷史一定是有連續性的,而且這種連續性不僅表現在時間上,也體現在空間上。

歷史上,中國從來不是孤立封閉的。比如講到鴉片戰爭,必然要提到廣州十三行的貿易體系等;這背後涉及中國在全球貿易和資本網絡中極其重要的地位。要解釋鴉片貿易的發生,說中國是“閉關”的、拒絕跟外部接觸,其實是講不通的。

日本也是如此。過去的歷史敘事中一直把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簡化為“鎖國”。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日本並沒有字面意義上的鎖國。在明治之前,日本就依靠對歐貿易的長崎口岸,大量引入新的知識和信息,產生了蘭學。幕府早期禁止的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傳教行為,但同時非常熱衷收集外界情報、信息和商品,這些早期全球化時代的交流早已深刻影響日本對世界的認知。所以,我主張要把近代史放入更長的歷史脈絡。

回到今天討論的二戰問題,為什麼歷史問題是東亞國家之間難解的心結?從我們自身的角度講,可以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受到現代化邏輯的巨大影響。對“近代之前”的歷史往往簡單否定。當然在革命浪潮中,否定過去可以提供解放路徑,可是在今天,我們恐怕已不可能再按照傳統的論述,將中國漫長的現代之路當作失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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