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浅说电视剧《生万物》的不足

二、艺术结构与叙事逻辑的断裂

思想层面的薄弱直接导致艺术表达的散乱与结构失控。该剧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和文化意象运用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拼贴感和内在断裂。

首先，作品缺乏一条贯通始终的叙事主轴和逻辑凝聚力。情节推进依赖偶然事件和外部冲突，而非人物内在动机或历史必然性的推动。例如金宁可的革命选择、腻味的“黑化”、费家嫂子的命运结局等，转变突兀、缺乏心理与社会依据，叙事的说服力严重不足。

其次，人物塑造流于表面化和功能化。绣绣、大脚等角色被过度理性化、主观化、明智化、理想化、英杰化，缺乏历史真实感与农民特有的生命经验；石牛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本可承载“土地—人—传统”的象征意义，却仅作为道具出现，未能实现从物象到精神符号的提升；文典、郭贵耀等角色则沦为时代口号的传声筒，缺乏个体生命逻辑与历史语境中的合理性。

此外，作品在情感表达上也显得控制失当。如“哭麦”一场，过度依赖外在表演和情绪渲染，反而削弱了悲剧应有的庄严与艺术感染力。全剧未能实现历史叙事、个体命运与文化象征之间的有机统一，呈现出一种“支离的现实主义”，既缺乏史诗气魄，也未能触及深层的文化反思。

三、理想性的缺席与未来视野的匮乏

一部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不仅应回望历史，更应提供思想前瞻与价值引领。

《生万物》却未能就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提出任何具有启发性的思考。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所指向的，不仅是一种产权制度，更是一种文明形态：它强调集体主义、公平正义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该剧既未展现这一制度的文化优势，也未能捕捉当代中国农村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实践与新探索，从而丧失了题材应有的现实意义与理想光芒。

四、重构“三农”叙事的方法建议

今后在处理此类题材时，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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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历史认知与价值自觉：创作者须深入理解土地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关联，确立清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叙事中准确把握土地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与文明意义。

2、统一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将村庄史、家族史与民族史有机结合，在具体人物和情节中承载历史逻辑，避免叙事碎片化和表达空洞化。

3、追求文化意象的深层象征：如“石牛”等元素应超越物象层面，提升至民族精神与土地伦理的高度，实现艺术表达的文化升华。

4、坚持人物塑造的真实与复杂：拒绝符号化、脸谱化的处理方式，回归历史现场中农民真实的情感结构、行为逻辑与精神困境。

5、强化叙事逻辑与结构凝聚力：情节发展应具备社会与心理依据，重大转折须有充分铺垫，保证整体叙事的连贯与深刻。

总之，《生万物》虽具题材价值，却因思想苍白、历史观模糊和艺术结构的散乱，未能实现一部农村史诗应有的美学与思想高度。真正优秀的“三农”题材作品，应立足土地公有制的历史成就，贯通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在历史洪流中书写人的命运与土地的尊严。唯有如此，才能超越表面叙事，抵达深刻、博大有深度的艺术境界。

作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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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着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着《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