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十周年:律師王全璋經歷的抓捕,牢獄和他的臨時生活

2025-10-04 | 來源: 低音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15年7月9日，中國政府開始在23個省份對人權律師和維權公民展開大規模抓捕，近300人遭帶走、傳喚、或失聯，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師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距他2020年4月刑滿出獄也已過去五年，可王全璋的生活卻遠遠沒有恢復正常。

自2020年出獄，人權律師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滿臨時感。從北京到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內，一家人已經搬了六次家。

2023年9月初，我在北京第一次見王全璋。彼時剛剛入秋，天氣卻還很熱。王全璋正在家裡收拾雜物，他身高約一米七，身材消瘦，戴著眼鏡，一身陳舊的短袖T恤和牛仔褲，淺色衣服上沾點了油漆，滿是灰塵。他和妻子李文足、10歲的孩子剛搬到這個位於北京北郊的小區不久，一些紙箱和木材板就散落在客廳地板上。

新家裡，廚房的一側堆著幾個盛滿純淨水的大型水箱，上下疊起來幾乎和一個成年人一樣高，其中一個已經大約用空了三分之一；另一個角落裡擺放著幾個煤氣罐；不遠處，客廳的一個櫃子上，散著一些充電寶和監控攝像頭——這都是王全璋一家維持生存的必需品。

生活並沒有隨著王全璋的出獄而恢復正常，他的家總是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停電、停水、停燃氣。他在防盜門外裝了攝像頭，但很快就會遭到破壞，他就再裝一個新的。為了方便裝攝像頭，他甚至改造了家裡的電路。

門外，每天24小時守著十幾個便衣警察和受雇於警察的臨時安保人員。王全璋的家位於六層公寓樓的頂層，而這些監視人員以兩三人為一組，分別駐在單元門外和樓道的一層、三層和五層。他們在樓梯間滿是灰塵的水泥地上鋪上毯子靠著休息，刷手機短視頻，打發無聊的時間。

王全璋發布在X的視頻顯示他在日常出行時受到大批便衣人員跟蹤。

我在嘗試進入他公寓單元門時受到一名便衣盤問，謊稱拜訪朋友才得以進入樓道。

2015年7月9日，中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一場針對律師和維權者的抓捕行動。根據如今已經解散的香港人權組織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統計，共有286名律師、活動家和他們的家屬遭到抓捕或傳喚。王全璋當時所在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是被針對的主要目標之一。王全璋於2015年8月被捕，2018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4年6個月有期徒刑。

出獄不等於完全恢復自由。法律學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將這種做法稱為“偽釋放（Non-Release Release）”，用來描述中國政府運用各種手段阻止獲釋的政治犯講述自己遭受迫害的經歷。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1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記錄了39起“偽釋放”案例，受害者被拘禁在家中、賓館或特定場所。

常年處在監控下甚至改變了王全璋的生活習慣。在餐廳吃飯時，他總是不專注於食物，也不看向和他共同用餐的人，而是不斷左顧右盼。看到我疑惑，他自顧自地笑笑，並對我解釋他只是在觀察附近有沒有便衣警察。

“和我一起吃飯的人會認為我不尊重人，因為我總是不看對方，但我其實在認真聽對方說話，”王全璋說。“我和外國人在一起的時候都是這樣，會讓外國人覺得我很奇怪。”

法學生

1976年2月15日，王全璋出生在山東省一個偏遠農村。這一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中國社會的政治局面開始轉變。王全璋的父親是一名小學老師，在毛時代是被批斗的對象，但改革開放後，地位高過了普通的農民。“又紅又專”——王全璋這樣形容自己的父親。

1996年，王全璋進入山東大學法學院。當時的中國已走出了文革十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法治正在向現代化方向發展。1982年，中國通過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八二憲法。1998年，中共十五大又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方略。很快，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迅速湧現出市場化律師事務所和律師。1979年，中國的律師只有212人，到了王全璋大學畢業時的2000年，律師總數達117,260人。

對王全璋來說，大學生活很新鮮，思想也“非常活躍”，他開始接觸到和官方意識形態不同的各種觀念。“老師天天在批評政府，”他說，“學的理論、貫徹的理論，都是對社會的批判。”他還記得第一次學到“正當程序”的概念，那時他才知道，政府的所作所為也可能是非法的。

王全璋的第一次法律實踐是在大四下學期。當時中國流行“氣功熱”，一度有數千萬人修煉氣功，山東大學裡就有好幾個“練功點”。1999年，中國政府將法輪功認定為邪教和非法組織，並對其進行取締。同年9月，司法部勞教局發布了一份通知，對法輪功勞教人員可單獨編隊，集中收容。勞動教養制度是一種行政處罰，這意味著公安機關可以在不經法院審判的情況下，把一個人關入勞教場所一到三年。直到2013年，勞動教養制度才被正式廢除。

那時起，王全璋就開始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代理法輪功案件，主要幫助當事人撰寫訴狀。有時，他也會去勞教所會見當事人，據他回憶，那時的勞教所管理很松，幾乎每次都可以見到。

王全璋年輕時的照片。

2003年，王全璋在農民之子向農民講授法律課。

大學畢業後，王全璋考入山東濰坊的一個區檢察院，並被分配到其下屬的反貪局。他不喜歡體制內的環境，幾個月後，在開始檢察院的工作前，就跳槽到山東省圖書館。兩年後，他通過司法考試，進入當地的律師事務所實習，後被派到一個企業擔任法律顧問。

那時，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逐漸形成和發展。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在廣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毆打致死，引起強烈社會反響和討論，並最終促使中國政府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這起轟動全國的案件和後續進展，讓很多人看到了公民社會的曙光。當時積極參與孫志剛案討論，並向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的法律博士許志永，2007年《經濟觀察報》上寫道：“從2003年開始，以孫志剛案為標志，媒體、法律學者和公眾發起了維護憲法權利的浪潮。古往今來維護權利的行為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但人們把2003年稱為新起點，這是因為孫志剛之死成為震撼國家的標志性事件，而且經由這一事件，一個以扞衛公民權利為特點的法律職業群體開始崛起。”

此時的王全璋已經開始從事少量的維權案件。2004年，王全璋偶然在網上讀到一篇關於呼吁廢除勞教制度的文章，作者是孫文廣，當時是山東大學物理學教授。他既驚訝又興奮，看到文末還留有電話，他便打過去，發現他們僅相距幾公裡，就騎著自行車去和孫文廣見面。他們有著對法治相同的理念與志向，建立起緊密的友誼。孫文廣不會電腦打字，王全璋就幫他記錄、排版；孫文廣參加人大代表基層選舉，王全璋則去拍照，再發給香港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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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2003年開始實施《農村土地承包法》，在政府的支持下，土地經營權買賣開始大規模流行開來。王全璋發現，雖然該法有利於保護農民的利益，但在實踐中，這部法律經常得不到執行，農民維權困難。在孫文廣的推薦下，王全璋在業余時間去一個由北京師范大學學生創立的非政府組織農民之子做法律老師，負責向農民講授法律課程。

2007年，王全璋辭去了山東省圖書館的工作，全職從事律師職業。這些年來他一直堅持代理維權案件，給他帶來了麻煩，不得不離開山東的律所。2009年，他搬家到北京，當年年底，進入NGO世界與中國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根據此前從事農民維權教學的經驗，他負責撰寫關於中國基層民主的研究報告。

[…]

709

2015年7月8日夜晚，王宇的丈夫帶著兒子前往機場，准備送他到澳大利亞留學。兩人在機場被捕，和他們失去聯系的王宇在線上群組裡發出消息。幾個小時後，9日凌晨，王宇在Telegram群組中發出自己被強行破門的消息。

此時，王全璋正在浙江安吉辦一起案子。他看到王宇的消息，還給她出主意：用棍子把門頂上。“（當時）心情已經糟糕到了極點，”王全璋回憶。他意識到王宇被抓了。

他開始向身邊同事“交代後事”，請他們幫忙處理如果他被捕後的一些事宜，同事們只是對此感到不可思議。雖說如此，王全璋未預想馬上會被追捕，仍舊照常辦理案件業務。9日當天，他飛到山東，去東平縣辦理另一起案件。

10日，警察搜查了鋒銳律師事務所，並帶走了周世鋒等四名成員。王全璋正在東平縣一家酒店裡准備吃早餐，收到了朋友的消息：“快跑！”

王全璋沒有遲疑，摳出手機電池，很快收拾好行李離開酒店，隨意上一輛出租車，再換下一輛出租車，就這樣漫無目的地在濟南市區裡轉。

他原計劃當天飛去蘇州參加一個法律研討會，並定好了機票。他來到機場，幾經猶豫，沒有上飛機。他不知道該去哪裡，一直坐在機場大廳。濟南市的機場很小，每晚都關門。機場關閉的時候，他還沒走，機場的工作人員便把他帶到了一個賓館，因必須登記身份證入住，他也拒絕了。

無處可去的王全璋重新回到濟南市區，到一家咖啡館暫時落腳。他用咖啡館的網絡打開手機看消息，已有一百多位律師和維權人士被抓，而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

他用手機寫下一份《告父母書》，發到一個維權律師的群聊裡。接著，他繼續待在咖啡館，等待警察來抓自己。等了兩個小時，警察沒有來，他感到恐懼和疲憊，但決定繼續逃亡。

接下來的四五天裡，王全璋就在濟南市四處游蕩，巴士成了主要的棲身之所。白天隨便看到一輛公交車就坐上去，不管開到哪裡；夜晚就睡在火車站或汽車站外面的長椅上。“那時候臉色應該很難看了，”王全璋回憶。有時，他乘上一輛巴士，會在車上睡幾個小時，一直到終點站。

顛沛中，他漸漸平靜下來，開始著手安頓更多的事：撕掉一些文件、辦案的委托書，以免日後成為警方的證據；給在北京的父母、姐姐寫信，再打車到快遞站寄出；到銀行還上自家房子的十萬元貸款，撤銷房屋抵押；回家換了一雙鞋，再把房屋的鑰匙交給朋友。

他記得有一晚，他來到母校山東大學旁。那裡是一個繁華的夜市，人群擁擠。“特別有安全感，”王全璋回憶，“那裡誰也不認識你。”他喝了一碗羊肉湯，感到久違的舒適和愜意。

喝羊湯時，他突然想起一位已經七八年沒有見面的回民朋友張庭夫，飯後打車到了他的家裡。一見面，二人就擁抱在一起。巧的是，朋友家電視裡正播放著美國之音對王全璋的報道。王全璋記得，張庭夫很爽快地接納他，並准備了兩把刀保護他。他終於能睡個好覺。

新聞中的被捕律師人數還在增加，此時已超過兩百人。王全璋覺得自己“放下了”：“幾百個律師被抓了，我怎麼可能跑得了。”

他開始在不同的朋友家中躲藏，有些人拒絕了他的借宿，也有人願意收留。最後，他再次回到張庭夫的家中，張庭夫擔心安全，帶著王全璋換了好幾個不同的住所。

長時間的流浪和逃亡讓王全璋度日如年，一段時間沒有被發現，也讓他更加大膽起來。有時，他會騎著電動車到離住所很遠的荒野或田地，打開手機用幾分鍾，用完就摳出電池離開。當時，有朋友送了非實名的手機卡給他。

後來和王全璋共同逃亡的還有另一名訪民。王全璋說，他們之間經常爆發爭吵，互相認為對方的行為給自己帶來了危險。這位訪民在8月2日和家人取得聯系後，就回了家。

同行的訪民離開後，王全璋感到很放松，8月3日，他想著出門玩玩。當晚，他突然想去位於濟南郊區硯山的一處泉水游泳，就帶上傘、手電筒和風油精出發。在去硯山的公交車上，王全璋的非實名手機號突然收到大量驗證短信，他沒有在意。

到達游泳池時，已經過了夜裡十二點，王全璋發現，竟有好幾人在釣魚和游泳。他有不好的預感，但還是換了衣服下水游泳。他一下水，其他游泳和釣魚的人就陸續離開了。不遠處，一輛大巴車的車燈亮了，發動機一直開著。他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感到無力逃跑，只是繼續游泳。泳池旁的便衣顯得有些不耐煩，王全璋說，他身穿白色西服，還扎著領帶。

就在王全璋上岸離開的一刻，遠處的大巴車車燈亮了，幾個便衣沖上來，把他按倒在地。他被戴上手銬扔到一旁，只留下一個警察看守，其他人則回到車裡辦手續和清點現場的物品。

“當時為什麼上了車呢？為什麼不回去呢？你為什麼不願意往山上跑？”王全璋止不住地心想，追悔莫及。

看守他的警察對他說：“說不定關你幾天就放了。”但王全璋知道，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