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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多动症"后,中国Z世代把ADHD用作了流行社交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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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ADHD的筛查确诊是多元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文无关)


确诊的意义

杨欣指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关ADHD的讨论,很好反映出社会对于心理健康认知的提升。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澳洲也就是广义上的国外用的是两套系统,中国的系统里是没有ADHD这个东西的,这个词能走红,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民众不愿意再去服从集体主义,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强调思维多元的ADHD就成为了这个趋势下最显学的存在。”杨欣这样说。

王宁来自一个中国中部的县城高中,这个学校亦曾效仿疯狂追求高考成绩的衡水中学模式。王宁高三那一年,校方给每一个教室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并在学校门口放置了巨大显示屏,邀请学生家长随时来监督自己家或者别人家小孩的在校情况。第几排第几座在课间休息时间吃零食这样的事情如果被监控室的保安、或者某一个学生家长目击的话,这个学生会被广播全校通报批评。

这个巨大的监控直播设置在县城里收获了普遍好评——学生的成绩确实有提高,尽管关联因素并不可追溯。

走出校园后,她进入一家国企,虽然没有大厂那般过度加班,形式化的活动只多不少,她一度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才26岁,过模版人生,行将就木。

王宁说,那几个博主的影片唤醒了她的一些记忆——ADHD被当作一个出口,承载了很多中国Z世代年轻人无处抒发的浪漫幻想。在小红书上,一些用户亲切地称呼ADHD为“小猫在草丛里追蝴蝶般的思维模式”。在追求就业率、追求正确、追求复制和进步的中国职场环境里,坦白说“我有ADHD”和坦白“我可能没那么好管理”直接画上等号

中国民众将ADHD的语境几乎仅限定在工作场合。“在家休息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去考虑做完A是不是要立刻做B以提高效率,只有职场是这样。”王宁说。


她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完了检查并完成确诊、拿到了帮她提高专注力的药物,并不停问医生ADHD是否会“留档”——在中国,精神分裂、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疾病被要求留档管理,抑郁等疾病亦有一定概率进入个人档案,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影响本人就业等社会活动。

王宁说,尽管她吃药后不久,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有加快心率一条,她感到身体不适于是立即停药,在确诊单到手的时候她还是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她的跳跃性思维并不是她的错,而是“大脑生而不同”。

杨欣亦肯定诊断本身对于ADHD群体的作用。


“对于个人而言,这种广泛讨论本可以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缺失拼图,或者一种解脱感——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自我确诊可以让他们把生活里的一些挑战解释为大脑的自然变化,而不是‘这是我的错’、或者‘我没有努力足够多’,”杨欣说,“还能帮助他们形成一个社群,更有利于去构建一个包容和有同理心的社会。”

去儿科门诊看病和拿药



传统印象中,“多动症”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

此外,杨欣指出,ADHD这个概念的快速走红,也意味着中国民众过于迫切寻找一个“全合一”的生活万能解释——这有一定概率是在掩盖他们生活里真正的问题。

“ADHD始终是一个西方式的概念,是在西方定义框架下的诊疗,它能多大程度适配中国体系下的个体经验?这里要画一个问号,种种心理障碍都不是一个原因所导致的,它们都是综合作用的产物,”杨欣说,“而且,对于所有的心理诊疗来说,诊断本身只是第一步,并不是终点……你有ADHD,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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