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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的三位得主人生都是跌宕起伏

2025-10-07 | 來源: 留學生日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諾貝爾獎周剛剛拉開序幕，第一個揭曉的獎項——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三位並不“典型”的科學家。

阪口志文、瑪麗·布倫考、弗雷德·拉姆斯德爾，一位日本基礎研究者，一位美國女性科學家，一位長期游走在科研和創業之間的醫生。

三人做的是一件“看不見的事”——研究免疫系統如何給自己“踩刹車”。他們研究的那種細胞，過去幾十年很少有人相信它真的存在。

但今天，全世界都在談論他們。

他們沒有講勵志雞湯，也沒有熱淚盈眶。我們只是從他們安靜的人生裡，看見了另一種可能的路：沒有名利起手，也沒有天才設定，卻一步步走進了歷史。

1995年，阪口志文做了一個不太起眼的實驗：把一種免疫細胞從小鼠體內去掉，小鼠很快全身發炎；再把這種細胞補回來，症狀就消失了。

他提出，胸腺會產生一種能控制免疫系統的細胞，一旦失去，免疫系統就會失控暴走。

這類細胞後來被命名為“調節性T細胞”，是人體免疫系統中負責“踩刹車”的角色。可在當時，這個發現並不被看好——太冷門、太細節、主流科學界根本不相信免疫系統裡還有“刹車”。

但阪口認定這事值得繼續做。沒有熱點、沒有資源，他就在自己的小實驗室裡一遍遍驗證數據。實驗室基本就靠他和太太教子兩個人撐了下來，教子親自飼養小鼠、做免疫細胞分析。幾年後，在讀到瑪麗・布倫考和弗雷德・拉姆斯代爾發現FOXP3基因的論文後，他馬上意識到：這正是他找到的調節性T細胞的關鍵開關。

那時候的他，沒有去追流行研究方向，也沒有離開日本地方高校去國際頂級機構“鍍金”。他只是選擇把一件事做到底。很多年後，他說：“沒有人相信這東西。我只是恰好看見它了，那就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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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E·布倫考並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諾獎候選人”——她不在名校任教，也不在國家重點實驗室，而是在一家工業研究所裡，花了十年時間默默研究一種名叫“灌木鼠”的突變小鼠模型。

這種小鼠出生後不久就會因免疫系統失控而迅速死亡，幾乎沒人關注她研究的方向——太冷門，也看不出臨床價值。可她卻一頭扎進去，從基因測序做起，一段段比對、定位、排查，最終發現致病的“元凶”就是FOXP3基因。

這正好和阪口志文研究的調節性T細胞機制形成互補——沒有FOXP3，這類細胞就無法發育，也無法正常執行免疫“刹車”的功能。她的研究把一個理論機制，變成了一個真正與人類疾病有關聯的系統模型。

然而，做完這個重大發現後不久，瑪麗和弗雷德的人生軌跡便分道揚鑣。與弗雷德在產業界步步高升、創業融資的順風順水相比，瑪麗的職業道路顯得異常坎坷。

她在199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未走上傳統的學術道路，而是在實驗台前做了近十年的“生物民工”。2004年後，她的人生似乎遭遇了變故，從一家公司離職後，甚至在另一家公司當起了沒有正式職位的“合同工”，且待了不到一年。此後，她的簡歷上出現了整整兩年的空白。

2006年，她短暫地在西雅圖的系統生物學研究所找到一份科學寫作的工作，但同樣未滿一年。之後，又是兩年的空白。

直到2008年，她才在同一研究所的遺傳學部謀得一份穩定的項目經理職位，工作至今。網上數據顯示，類似職位年收入在8萬到12萬美元之間，遠低於同在西雅圖的亞馬遜公司項目經理（13萬至21萬美元）。

她的性格也如她的科研方式一樣安靜——“沉穩、慢節奏、不爭搶”。她一度連FOXP3這個名字都不急著定下來，“等更成熟一點再叫它名字”，她對合作者說。

2025年諾獎揭曉當天，評審委員會按流程打電話通知她獲獎，她因為是陌生號碼，直接掛斷了接著補覺。

接著她收到短信，也沒回。最後，是美聯社的記者敲響了她的家門：“你知道嗎，你得諾貝爾獎了。”

她睡得迷迷糊糊，聽到丈夫在樓下與人說話，這才醒了過來。在美聯社的鏡頭下，瑪麗顯得蒼老而遲緩，與官方諾獎照片上判若兩人，可見歲月在這段艱難的人生中，沒少給她留下印記。

她沒有追逐熱點，也沒有成為明星，甚至在做出發現後便悄然離場。但正是她多年前在實驗台前的耐心與堅持，為理解免疫系統的平衡機制找到了那塊關鍵的基因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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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阪口志文和瑪麗·布倫考完成的是一項“科學的發現”，那麼弗雷德·拉姆斯德爾所做的，則是真正意義上“從實驗室到病房”的科技轉換。他與瑪麗共同在“細胞技術”公司發現了FOXP3基因的關鍵作用，但在這項載入史冊的論文發表後，他的人生走向了與瑪麗截然不同的、在產業界高歌猛進的道路。

與瑪麗一度成為“合同工”並經歷長期職業空白期不同，弗雷德的職業生涯充滿了精准的進階。從讀博士開始，他就對免疫學充滿了濃厚的興趣，並始終專注於免疫細胞相關的研究。從“細胞技術”公司離開後，他憑借深厚的專業積累，先後在多家知名藥企任職，其中一度做到了諾和諾德（生產各種胰島素還有大名鼎鼎的司美格魯肽）的總監職位。

相比之下，瑪麗職業生涯的最高點也僅是項目經理。弗雷德並未止步於在大公司擔任高管，他後來在知名的帕克癌症免疫療法研究所擔任首席科學官，並最終在2019年創業，成立了自己的細胞療法公司，工作至今。2021年，他的公司完成了高達2.65億美元的B輪融資，這充分證明了其研究方向和商業模式的巨大潛力。

他一直在執著地推動一件事：如何將FOXP3和調節性T細胞的知識，變成能拯救生命的實際療法。他專注於開發“調節性T細胞療法”，旨在利用這類細胞的“刹車”功能，來治療自身免疫病與解決器官移植後的排斥反應。

這是一條風險極大的路：前期投入巨大、研發周期極長、臨床失敗概率高。但他堅持了下來，做了大量的臨床前研究，在全球范圍內為最早的“Tregs細胞療法”建立了底層技術路徑。

諾獎公布當天，官方一度無法聯系上他——他並非刻意回避，而是因為正在山裡徒步，手機沒有信號。與其他獲獎者的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最終也沒有接受諾獎委員會的采訪，仿佛這場全球矚目的榮耀，只是他埋頭趕路時偶然聽到的一條遠方新聞。

這三個人的履歷表放在一起，乍一看並不“高光”：

沒有哈佛MIT；

沒有少年天才故事；

沒有頭銜疊滿頁面的CV；

更沒有十年就“橫掃各大獎項”的神話。

他們選的方向都不熱，做的工作也都枯燥。在很多年裡，他們的研究不被重視，甚至一度被同行質疑。但他們都沒有換方向、沒有討好趨勢，也沒有放棄那件“看起來還沒做完的事”。

阪口志文在無人問津的角落裡，安靜地守護著一個不被看好的發現。他的世界很小，小到一個實驗室、一個猜想；卻又很大，大到足以容納二十年的專注與耐心。他不追逐浪潮，只是站在原地，深挖一口井，直到清泉湧出。

瑪麗·布倫考則走了一條更為曲折的路。普林斯頓的博士光環並未為她鋪就坦途，職業生涯幾經中斷，甚至有過兩年的空白。她在工業實驗室裡完成了關鍵發現，隨後卻仿佛被主流敘事遺忘，成為一名普通的項目經理。當諾獎電話在凌晨響起，她隨手掛斷，繼續安睡。這份近乎“遲鈍”的淡然，或許正源於她早已與另一種評價體系和解——她不需要站在聚光燈下才能確認自己工作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