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茂"战后80周年谈话"全文与各界评价

（前言）

距离上次大战结束，已经过了80年。

这在80年间，我国一贯作为和平国家而前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今天，我国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战殁者等诸位的宝贵生命和苦难的历史之上的。

我在3月访问了硫黄岛、4月访问了菲律宾的卡利拉亚的“菲岛战殁者之碑”、6月出席了冲绳全阵亡者追悼仪式，并访问了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8月出席了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牺牲者慰灵仪式、以及出席终战纪念日的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通过这些活动，我发誓再次将上次大战的反省和教训深深铭刻于心。

迄今为止，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都发表了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对于历届内阁关于历史认识的立场，我予以继承。

在过去的三次谈话中，对于为什么无法避免那场战争这一点，几乎没有触及。战后70年谈话中，虽然有“日本试图通过行使武力来解决外交、经济上的僵局。国内的政治系统未能起到制止作用”这一段，但没有讨论更多细节。

日本国内的政治体系为什么没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呢？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全面战争时代，根据开战之前内阁设置的“总力战研究所”和陆军省设置的所谓“秋丸机关”等的预测，战败是必然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感受到战争遂行的困难。

政府和军部的首脑层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为什么未能做出避免战争的决断，而是如此鲁莽地发动了战争，导致国内外众多无辜生命的牺牲呢？原首相米内光政曾指出：“要注意，为了避免渐渐贫困而变成彻底贫困，”这一指摘也在其中，为什么无法进行大的路线调整呢？

值此战后80年之际，我希望与各位国民共同思考。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

首先可以列举当时的制度上的问题。战前的日本没有适当整合政治和军事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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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指挥军队的权限即“统帅权”被视为是独立的，在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政治总是处于优先位置的“文官统制”原则，在制度上并不存在。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限也是有限的。在帝国宪法之下，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各国务大臣处于对等关系，内阁总理大臣虽为首席，但在制度上并未被赋予统率内阁的指挥命令权限。

尽管如此，到日俄战争时期为止，元老发挥了整合外交、军事、财政的作用。那些曾作为武士而从事军事工作的元老们，在很好理解军事的基础上，能够加以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说法，“元老·重臣等超宪法般的存在的媒介”，在国家意志的一元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元老们逐渐去世，这样的非官方机制衰退之后，在大正民主下，政党尝试了政治和军事的整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世界发生巨大变动之际，日本成为国际协调的主要担当者之一，在国际联盟中成为常任理事国。1920年代的政府政策，如币原外交（译注：币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所表现的那样，帝国主义扩张遭到了抑制。

1920年代，舆论对军方态度严厉，政党主张大规模裁军。军人感到肩身狭窄，对此的反发，被认为是昭和时期军部台头的背景之一。

传统上，统帅权仅限于作战指挥相关的军令，与预算和体制整合相关的军政，则属于内阁一员的国务大臣的辅佐事项加以解释和运用。“文官统制的缺失”这一制度问题，由元老和政党通过所谓的运用来弥补。

（政府的问题）

然而，统帅权的意义逐渐被扩大解释，统帅权的独立，被军部利用作为排除政府及议会介入·控制军队整体政策或预算的手段。

在政党内阁的时代，政党之间为了夺取政权而展开丑闻曝光大战，政党因此失去了国民的信赖。到1930年，在野党立宪政友会为了动摇立宪民政党内阁，与海军的一部分人联手，围绕伦敦海军条约的批准问题，主张侵犯统帅权，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最终令政府勉强批准了伦敦海军条约。

但是，1935年，宪法学者兼贵族院议员的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立宪政友会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加以谴责，并发展成为卷入军部的政治问题。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对于学说上的问题，认为“除了委托学者别无他法”，试图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保持距离，但最终屈服于军部的要求，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否定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普遍立场的天皇机关说，而美浓部的着作则被禁止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