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纽时》讣告丨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逝世

1944年，杨振宁从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清华从北京迁址昆明）。不久后，他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原本希望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恩里科·费米——这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曾主持首个成功的核链式反应实验。

杨振宁意外得知费米即将前往芝加哥(专题)大学参与“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的项目），便随之前往芝加哥。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正是费米教会他“理论必须与实验紧密相连”，并告诉他“物理学需要一砖一瓦、一层一层地从基础搭建起来”。

在芝加哥，杨振宁与李政道重逢——两人在中国求学时便已相识。在匈牙利裔“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博士论文，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年后，他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师从时任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

杨振宁曾回忆起与研究院最着名教员爱因斯坦的一次交集。当时他刚在《物理评论》发表一篇论文，爱因斯坦希望与他讨论该论文。杨振宁表示，两人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但自己“没太听懂对话内容”。

“他说话声音很轻，”杨振宁说，“而且，能与这位我仰慕已久的伟大物理学家近距离接触，我太激动了，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听他讲话。”

在普林斯顿站稳脚跟后，杨振宁开始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度过暑期。在此期间，他与办公室同事罗伯特·L·米尔斯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这一理论成为现代粒子物理学的重要框架。他们借鉴德国数学家赫尔曼·外尔提出的“规范场论”，创立了“规范原理”，解释了量子物理核心领域中电磁力、弱核力与强核力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自相互作用”。

2006年，杨振宁在石溪大学接受采访时谈及这一理论：“我们发表那篇论文时，没人觉得它重要，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它会有这么大影响力。但我们当时认为这个想法很美，数学结构也非常优雅，所以还是发表了论文。20年后，一系列实验表明这个方向大致正确。又经过五年的深入研究，人们才明确：它不仅大致正确，而且完全正确。”

与此同时，杨振宁还在与李政道合作——李政道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从1956年开始，两人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

但两人的合作关系逐渐出现紧张，最终于1962年分道扬镳。让李政道感到不满的是，杨振宁有时会强调自己的“资历”，因自己年长四岁而坚持名字排在前面。李政道在1986年的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因为这一点及其他原因，我与杨振宁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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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杨振宁在2000年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称这次决裂是“一场悲剧”。

杨振宁对自己的成就并非总是保持谦逊。在他60岁生日前夕，一些仰慕他的同事提议撰写论文，汇编成一本“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以致敬他的学术贡献。但杨振宁认为，一本收录自己论文并附上解读的集子会更有意义。

在这本论文集中，他描述了诺贝尔奖级成果“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起源，并将大部分功劳归于自己。后来，李政道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版本。

1966年，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前往石溪大学担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教授”，并担任该校“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名）所长。

1971年访问中国后，杨振宁开始重建旧时的联系。后来，他担任香港(专题)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2015年，他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是杜致礼，两人相识于中国——当时杨振宁在中学任教，杜致礼是他的学生。两人结婚53年，杜致礼于2003年去世。除第二任妻子翁帆外，杨振宁的在世亲人还包括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Franklin Yang、Gilbert Yang、Eulee Yang），以及两名孙辈。

在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杨振宁表示，他怀疑物理学家永远无法找到“万物理论”（能解释所有物理现象的统一理论）。

“自然界极其微妙，”他说，“我个人认为，人类无法完全探究自然界的深层奥秘。毕竟，人类的大脑只有约1000亿个神经元，怎么可能与自然界的无限深度相匹敌呢？”

迪伦·洛布·麦克莱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