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本来可以不用赴台,华东局之所以考虑她,主要是基于三点原因

“徐雪寒推荐的朱枫真是了不起！她经手的资金成千上万，自己却干干净净——这样的好同志，到哪里找啊！”

1945年春，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活中朱枫也十分关心自己身边的同志，当时鼎元钱庄上面住着总经理许振东一家，许夫人陈志威后来回忆：

“朱先生说话亲切，给孩子递药片会先裹层糖纸；1947年我待产难眠，她搬张凳子陪我织袜，说‘真要生，我陪你去医院，我学过接生能搭上手’。”

徐雪寒当年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从苏北转沪上工作，因水土不服时常咳嗽，朱枫听说后，就每天傍晚绕去小菜场挑活鲫鱼，煤炉上炖成奶白的汤，自己却只就咸菜泡饭，谎称“不爱吃鱼”。

战友汤季宏回忆，他1947年因暴露被捕，1948年经组织营救出狱，并奉令转赴香港躲避，也是朱枫亲自护送，当时正值天寒地冻，汤季宏在船头上被黄浦江的江风吹得瑟瑟发抖，朱枫二话不说，悄悄到女厕所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厚毛衣给汤季宏。

1948年初，朱枫被调往香港，地下党经营的合众贸易公司，负责沪港秘密经济往来与经费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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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也不难看出，朱枫在与丈夫朱晓光（因工作需要常驻山东）结婚以后，两人长期分居两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朱晓光携子从山东转赴上海，当时组织上也有意把朱枫调回上海，让他们一家团圆。

在等待团聚的日子里，朱枫一直在给丈夫写信，信中诉说思念，可就在当年10月7日，朱枫寄来的信中语气突变：

“兄须去菊处小住两月，勿为我虑，保健为要！”

从后来资料里不难看出，朱枫当时已经接到了要赴台湾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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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半个月前，即1949年9月24日，朱枫就给丈夫朱晓光写信称：

“阿菊夫妇想我去，人口证寄来了，真是幻想。”

阿菊是朱枫前夫的女儿，但朱枫养育了多年，彼此有很深的情感，阿菊成年后，嫁给了王朴，当时任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定居台湾。

朱枫本来是不想去台湾的，毕竟那时全国解放在即，自己即将与丈夫团聚。

可在当时时局下，朱枫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

1949年10月，由于在金门战役失利，当时我军急于获取台湾的核心军事情报，然而当时的台湾已经进入“戒严时期”（1949年5月开始），凡是出入境者都要严格管理，必须要手持通行证。

华东局后来之所以考虑派朱枫去台湾，主要是考虑到三点因素。

第一、朱枫在台湾有亲属定居，而且她恰好寄来了一张通行证，能为朱枫进入台湾提供掩护；

第二、朱枫是一个党性极强的同志，之前就有过被捕的经历，并在狱中受酷刑，但她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第三、朱枫之前接触过华东局对台工作的秘密负责人万景光，而万景光之前曾代表党与吴石有过秘密接触，这样一来，便于各方沟通交接工作。

朱枫在去台湾之前，给丈夫朱晓光写了最后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