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年轻,尿毒症,只在"这里"找到光

李晓明的世界很久没有那么吵闹过。

在窗帘紧闭、工友来来去去、缝纫机喋喋不休的工厂里，24岁的平车工李晓明度过了非常忙碌的夏天。他要上班，每天做重复性的活——缝裤袋和腰带，从早上9时一直到晚上9时。在成品服装堆积而成的世界中间，他没有太大的野心和欲望，心愿都是很微小的：

身体不出差错；

夏天多出点汗（这样才能多喝水）；

想看看大海。

这些心愿是他抵达广州后，才开始一步步在脑海里畅想的。两年前，他得了靠透析机才能续命的尿毒症，终日体会到人生的虚无，曾以为“人生完了，以后干啥也干不了”。他想过从七楼的家跳下去，但没付诸行动。“说白了，还不敢死，还想活。”

2024年，想活下去的李晓明，与35岁的阿苏、18岁的林敏、54岁的宝姨，都在互联网刷到了同一类信息——在广州，有几家特殊的民营血液透析中心（以下简称：血透中心）。到这些血透中心透析的病人，可以获得“惊喜福利”：一份工作。

处在绝境里的人们没想到，有一天，他们共同相信了互联网上“像骗人”的招募信息，从困境中出走，“漂”到广州，与天南海北的尿毒症患者在工作中相遇。他们以“肾友”相称，以此定义他们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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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了同一间透析中心。二楼、三楼是病床，透析机全天像滚筒洗衣机一样运转，担任肾友们的“人工肾脏”。四楼却是一家能容纳百人的服装厂，透析完毕的肾友，哒哒哒地踩着踏板，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试图用工作的钱换续命费。

服装厂内，工人们正在工作/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通过“以工养病”，肾友们生病后与社会脱节的命运重新咬合。这类从岭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殊工厂，并非完全生于偶然，它们的诞生得益于各项公共政策互相嵌套的培育。

故事与钱相关，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当生命的存续只能依赖机器肾脏，生病的人们逐渐疏离于社会，“活着”这件事所仰赖的就不再是活着本身。在由布料、缝纫机、透析器组成的看似重复的生活之中，有更重要的东西在支撑绝望者的生命。

01

碰壁

来到南方工厂的半个月后，李晓明接到了一通电话。“你爸爸听说你跑出来打工了，都急哭了。”那头是大姑的声音。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说父亲会哭。

他没把来南方的计划告诉父亲。那个已经和母亲离婚，但是每天早上4时起床种藕、养虾，为他挣治病钱的男人。他知道坦白后的结果。父亲不会同意，担心他在外地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