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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 最美词汇:特朗普对关税到底有什么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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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外部性”的概念被误用。有人把贸易的负面影响(如工人失业)称为“外部性”,认为关税可以用来“内部化”这种成本。其实不然。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y)指的是,私人行为带来了社会成本,而行为人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导致市场失灵。例如,碳排放会造成气候变暖,而污染者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贸易造成的“工人失业”属于货币性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也就是价格变化引起的收入再分配,其中有人受损(失业者),有人受益(消费者、出口企业),但没有总体效率损失,因此不存在市场失灵,也就没有必要用关税来“纠正”。


政府如果想要帮助受影响的工人,可以采取比关税更有效的方式,比如提供再就业培训,提高社会保障或收入支持,促进劳动流动和地区转型,等等。这些措施比贸易保护更能缓解冲击,而且不会破坏整体经济效率。

总之,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全球化带来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加征关税看似能帮助本国工人,但本质上只是让社会整体为局部利益买单。尺度把握不好的话,加征关税的副作用,如提高物价、扭曲资源配置,最终反而会伤害被保护的工人。换句话说,关税不能治病,只能止痛,而且止痛效果有限、代价高昂。


作为补救措施

现代国家使用关税的一个传统且合法的方式是作为补救措施(remedy),而不是单纯出于保护主义目的。

作为补救措施的关税,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保障性关税(Safeguard Tariffs)。当某一行业因进口突然激增而遭受严重冲击时,政府可以暂时提高关税,给企业一个缓冲期,去适应竞争压力。

二是反倾销关税(Antidumping Tariffs),主要用来应对外国企业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的情况。

三是反补贴关税(Countervailing Duties)。当外国政府对其出口商提供不公平的补贴(如出口退税或国家资助)时,可以依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征收相应关税进行报复或抵消。


在上述情况下,加征关税具有建设性。其目的不在于保护特定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纠正市场扭曲、恢复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而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显然不属于此列,“解放日关税”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非根据WTO规定的法律程序,所谓“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范围也过于宽泛且概念模糊,其结果只会破坏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基础,削弱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信任。

“最优关税”

关于关税,经济学中有个经典而富有争议的理论——最优关税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在不遭到报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关税改善本国贸易条件,进而提高本国福利。具体而言,当这个国家对某种进口品征收关税后,本国对该进口品的需求就会下降;鉴于该国在全球需求中占有较大比重,全球市场对该商品的需求曲线也会随之整体左移,造成该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下跌;这样一来,该国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品,从而提升本国的实际福利。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这一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在现实世界的“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市场下呢?赫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 Krugman)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外国厂商可能会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以便维持在征税大国的市场份额。这样一来,通过征收关税,大国就把外国的“超额利润”就部分地“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最优关税”仍然是可能的。

那么,特朗普关税有没有可能是“最优”的呢?可能性不大。对于美国而言,这一逻辑在实践中存在难以逾越的限制:

一是假设“小国”不报复。这在现实中显然不成立。美国面对的主要贸易伙伴,如中国欧盟,都很大,且都有反制能力。一旦它们征收反制关税,美国的出口也受损,原本可能通过关税获得的好处被抵消,甚至整体贸易量下降,双方皆损。事实上,二战后各国着手建立GATT/WTO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初衷正在于此——为防止世界贸易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大家都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tie themselves to the mast)。

二是假设“大国”能够左右市场价格。2023年,美国占全球货物进口的约 13%。虽然这一比例不小,但对于许多商品而言,这个市场份额不足以显着影响世界价格。尤其当美国对该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如稀土),或是市场对该商品的供给具备高度弹性时(替代来源丰富),关税很难压低世界价格。此外,现实市场中存在“价格歧视(pricing to market)”,亦即外国企业会针对不同国家的需求弹性制定差别化价格,这意味着即使美国征税,外国企业可能只调整出口定价,而不改变整体供给结构。

事实上,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至少在特朗普1.0的关税战中,美国并未实现“最优关税”理论中的福利转移,反而加重了本国进口成本与通胀压力。是美国进口商而非中国出口商,承担了关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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