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八卦: 26個億萬富豪都沒攔住:紐約新市長掀起全球....

2025-11-09 | 來源: 北京對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法國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領袖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公開嘲諷馬姆達尼，暗示其“首先是穆斯林，其次才是社會主義者”的自我定位，正是“大替代”（Grand Remplacement）移民議程的具體體現；另一位右翼領袖澤穆爾（Eric Zemmour）更警告，法國或許很快會在巴黎迎來自己的馬姆達尼。意大利右翼聯盟領袖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體上言辭激烈，給馬姆達尼貼上“紐約首位伊斯蘭市長”“社會主義者、親巴勒斯坦、支持性別平權”等標簽，直言這並非進步，而是西方世界“文化投降”的表現；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政黨的議員Licia Ronzulli則嘲諷馬姆達尼只會許諾福利，毫無預算管理意識。

西班牙保守派人民黨（PP）發言人Carlos Díaz-Pache的批評更為直接，稱馬姆達尼“立場公然左傾，違背了讓美國走向強大的核心價值觀”。政策層面，保守派媒體普遍將免費公共交通、租金凍結等舉措斥為“烏托邦式幻想”，甚至扣上“共產主義激進主張”的帽子，認為其完全不具備可行性。他們還強調，紐約的情況是“城市特有的個案”，其政治邏輯難以適用於以國家層面政治為主導的歐洲，不會對歐洲選民產生實質影響。

盡管意識形態對立尖銳，但歐洲各界對馬姆達尼勝利的持續關注，本質上源於紐約的全球地位及其面臨問題的普遍性。眾多分析指出，紐約遭遇的住房成本高企、社會不平等加劇、通脹壓力攀升等困境，與歐洲各大都市現狀高度契合，“德國民眾對高租金、高物價的抱怨，與紐約市民的訴求如出一轍”。

也有分析將馬姆達尼同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做類比：兩人同為左傾穆斯林，領導著全球主要城市，且都是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的攻擊目標及特朗普等保守派人物的批評對象；在以色列(专题)-哈馬斯戰爭期間，兩人都努力與猶太社區建立聯系。但二者政治背景存在顯著差異：55歲的汗是更偏向體制內的中左翼政治家，成長於公屋，曾任職議會，出身巴基斯坦裔移民工薪家庭；34歲的馬姆達尼則是民主社會主義“局外人”，出身更優越（父親是人類學家，母親是電影制作人），其勝利由草根、青年驅動的競選活動推動。

此外，盡管兩位市長管理的城市都面臨犯罪率與高生活成本的擔憂，但權力范圍不同：紐約市長權力遠大於倫敦市長，後者需與該市32個行政區共享權力。倫敦市長汗的成功連任對馬姆達尼亦有啟示：汗的多次勝選證明，在大型國際都市中，進步、多元文化的願景能戰勝本土主義和分裂言論；堅持大膽政策（如倫敦超低排放區）即便引發爭議，也能贏得選民支持。但汗雖連任成功，仍未能完全實現住房建設等雄心勃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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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歐洲各界普遍承認，馬姆達尼的勝利象征意義遠大於政策借鑒價值。對左翼而言，他們期待這一勝利能為遭遇保守主義逆流的本土力量“注入動力”；對右翼來說，他們刻意將其描繪成“無法復制的城市特例”，借此向選民警示“引入社會主義的風險”。歸根結底，歐洲對馬姆達尼的高度關注，折射出全球政治中不平等、民生困境與進步民粹主義三大議題的深度交織，其“紐約實驗”也將持續影響歐洲政治風向。

▲European Policy Centre評論文章指出，馬姆達尼的勝選為歐洲提供了兩大重要啟示：第一，“可負擔性”已成為決定選舉勝敗的核心政治議題，馬姆達尼專注於租金凍結、免費公交和市政雜貨店等民生議程，直接回應了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存在的住房危機、通貨膨脹和不平等問題；這證明了通過直接解決經濟困境，可以成功動員年輕選民，避免他們轉向極右翼尋求解決方案。第二，“中間政治地帶”持續失勢，馬姆達尼的勝利（以及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德國左翼黨、法國不屈服的法國等左翼力量的崛起）表明歐洲的政治重組不僅由極右翼驅動，也由日益增長的極左翼推動；這迫使中間黨派必須選擇與“極端”政黨結盟才能執政，因此，對於歐洲的所謂“親民主”力量而言，為政治生存計，解決可負擔性問題已是當務之急，而在這一斗爭中，主張財富再分配的極左翼民主力量可能比極右翼更值得成為盟友。圖源：Le Monde

三、美國的地方選舉，如何掀起拉美政治大辯論？

在美國本土外，拉美或許是對馬姆達尼勝選反響最強烈的地區。相關新聞持續占據各大媒體頭版與社論版面，總統、政黨領袖及媒體機構紛紛發聲。要知道，他們平日極少持續關注格蘭德河以北的地方選舉。

核心原因在於紐約的特殊地位：它是全球金融、移民與多元文化的標杆，更是數百萬拉丁美洲僑民的聚居地。對該地區政治階層而言，這位35歲、擁有烏幹達-印度(专题)血統的穆斯林民主社會主義者勝選，極具象征意義，直接觸及西半球經濟核心區中多樣性、社會不平等及進步治理可行性的深層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