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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 照护失智妻子11年的哈佛教授:生活没有胜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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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阿瑟树立了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他认同精神病学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观点:“我们无法撤销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可以选择看待它的方式,正是这种选择,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


“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

光从专业来看,阿瑟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他先是去了塔夫茨大学,然后转去斯坦福大学,拿到历史系本科文凭。接着他在斯坦福医学院读完硕士。服完兵役后,他前往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之后,在麻省总医院完成精神科住院医生的培训。


他与生俱来的个性逐渐显露——如卡夫卡所说,“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他对病人保持着极浓的兴趣,不仅关心他们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在乎他们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境遇。他不仅像中学老师那样上门家访,倾听人们怎样面对复杂的境况和混乱的自我,还像记者一样提着录音机,做口述的速记。最后,他变成作家,用写书来整理病人们的生命经验,同时提供他个人的理解和见地。



《照护:哈佛医生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 著,2020年11月,中信出版社


他接触的第一位病人,是七岁的小女孩安妮。安妮全身大面积严重烫伤。那还是阿瑟做实习医生时的事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安妮每天重复的残酷境遇。当被问及一切开始于哪里,他会一遍一遍地讲述这个小女孩的故事:

每天她必须忍受极端痛苦的漩涡水疗法,把坏死的肉从绽开的伤口处清除。她尖叫着反抗医护人员,哀求我们不要伤害她。作为一个初次临床实践的学生,我的工作是握住她那只没受伤的手掌,使她安静下来,以便医生能在漩涡的水池中尽快将死组织扯下,完成清创。我笨拙地试图将她的注意力从每天面对的惨痛中转移开,尝试谈论她的家人和学校。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天天上演的恐怖:尖叫、血水、挣扎和皮开肉绽的伤口。因为无法减轻她的痛苦,我也对自己的无知无能感到绝望。终于有一天,我好像开窍了。我请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忍受这种痛苦的,烧伤这么严重,日复一日经历这么可怕的外科疗程,她有什么感受。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她停止挣扎,握紧我的手,用直接、简单的词汇讲述她的感受。从这天起,她对我有了信任,每天尽力向我传达她所经历的生活。当我离开这个康复病房到其他部门去接受训练时,这个幼小的烧伤患者,显然已经比较能够忍耐这种清创术了。然而,不管我对她有多少影响,她对我的影响更大。在对病人的治疗和照护上,她给我的教益匪浅:她让我懂得,与人交谈现实的疾痛经验是可能的,即使是与那些经历最惨痛的病人。见证并整理这些经验会有实用的价值。


安妮以她的苦痛,赠予阿瑟深远的启示,锚定了他医学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起点:保持在场,凝神倾听,积极回应。等到阿瑟晚年成为妻子的24小时照护者,这依然是他每天实践的方法,也是照护精神的体现。

同一时期,医学生阿瑟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琼比他大两岁,是一个睿智优雅的女性。她当时在斯坦福工作,是中国经济学家吴元黎的研究助理。她有一个中文名凯博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阿瑟的中文名是凯博文。琼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她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这一年原本是她的过渡年——她计划先回美国挣点钱,再重返欧洲深造。一天,在那条很多人匆匆忙忙去学校电影院的路上,两个年轻人相遇了。一年后,他们结婚了。此后,如果不能说他的人生大计全部取代了她的,至少她也都是以他为轴心来运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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