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事"是日本邁向正常化的"敲門磚"

2025-11-23 | 來源: 上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11月，日本與中國之間爆發異常激烈的外交風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公開表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也就是日本有機會行使集體自衛權; 隨後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X(推特)上轉發相關新聞時，竟以近乎武力威脅的口吻發表斬首論。

強硬且違反外交禮儀的語調，引發日本政府強烈抗議，北京方面甚至還對高市的發言提出對等交涉。這場爭端凸顯出區域緊張升溫的現實，也成為觀察日本安全話語轉變的切入點。日本領導人高調強調“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反映出東京正透過外部威脅來建構一套促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安全論述。

由於高市早苗身處執政困境，企圖藉此鞏固自身地位，回顧過去朝鮮飛彈危機、釣魚台事件等案例，外部危機往往被日方用作推進安保轉向的契機。

外部威脅與國家正常化的安全論述建構

高雄市早苗關於《台灣有事》的發言，被視為日本首相首度正面界定台海緊急事態與日本安保的關聯。她在2025年11月7日的國會答詢中明確表示，若台海發生武力沖突並遭海上封鎖，日本有可能認定進入“存立危機事態”，從而使用武力協助美軍維持航運暢通。此番回答意指日本將台海沖突視為攸關自身存亡的安全問題，等同於為行使集體自衛權預作法律准備。

早在2021年前首相安倍晉三就曾聲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時任副首相麻生太郎也於2024年表示“中國若武力犯台，日本很可能進入存立危機事態”。高雄市此次以現任首相身分重申類似立場，不僅延續了自民黨保守派的一貫主張，更將之提升為官方政策論述的一環。

高市政府此舉是一種典型的“安全化”作，即國家行為者將原本的常規議題轉化為國家存續攸關的安全議題，從而可以打著“維護安全”的旗號采取非常手段。換言之，台灣問題正被日本安全精英建構成直接關乎日本生存的危機。根據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安全化的關鍵在於政治領袖透過言語行為說服公眾接受某種威脅論述，使非常措施合理化。高雄市將台海沖突可能性升高到日本存立危機的措辭，正是要在國內塑造一種緊迫感，讓輿論認同修法擴軍等非常舉措的必要性。

這種安全話語的目的在於推動國家正常化進程。所謂日本的“正常國家”(normal state)，指的是擺脫二戰後和平憲法束縛，成為一個能夠自主行使武力與承擔集體防務責任的國家。自冷戰結束以來，日本保守派一直倡議國家正常化。小澤一郎在1993年的著作中提出日本應成為普通國家以履行國際和平義務，主張修憲允許自衛隊參與海外任務。隨後歷屆自民黨政府也逐步朝此方向邁進。

由於戰後和平主義輿論和周邊國家疑慮，正常化議程在國內始終具有爭議性。因此，外部威脅經常成為觸發日本輿論接受安全轉型的催化劑。以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為例，日本長期以來利用其挑戰來推動防務升級：從1998年朝鮮試射“大浦洞”導彈促使東京加入美日導彈防御合作，到2003年正式決定引進彈道導彈防御系統並放寬武器出口禁令，都是在危機氛圍中完成的政策轉折。

今日面對中國軍事崛起與台海緊張，日本執政者更是強調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脅來正當化軍事正常化。例如，岸田文雄首相曾警告“今日的烏克蘭可能是明日的東亞”，暗示日本須提高戒備以免重蹈台海危機; 2022年中國解放軍因佩洛西訪台實彈演習，多枚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更震動日本朝野，這次中國中央軍委的重大誤判，反而加深日本將台海穩定視為自身安危核心的認識。

透過渲染外部威脅，日本政府正積極推動各項突破性的安保政策。例如，岸田內閣在2022年底通過的新《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已明定中國是“最大戰略挑戰”，並首度提出未來提升防衛預算至GDP的2%。高雄市早苗上台後，甚至計劃將達成2%目標的時間提早兩年，以迅速強化軍備。同時，日本加快部署遠程打擊武器，並推動修法以擴大自衛隊任務權限，這些都被包裝在“因應存立危機”的論述下進行。

高雄市長期以來主張明確自衛隊的法律地位，對標全面軍事化，並將此定位為所謂日本國家正常化議程的一部分。 “台灣有事”這一外部威脅論述，正在被高適作為日本打開國防限制，邁向正常化國家的重要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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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這場風波體現安全化理論與話語權力的實際政策作：透過構築威脅，日本政界成功塑造了國家身份轉型的契機。 (資料照片/法新社)

內憂外患：弱勢首相的安全化策略

高雄市早苗強調台海威脅的策略，不僅服務於國家戰略轉型，也明顯帶有轉移國內視線、鞏固自身權力的政治考量。作為自民黨內的強硬保守派，高市是在執政聯盟遭遇重創的背景下接任首相一職的。 2024年因政治資金丑聞風波，岸田文雄被迫下台; 2025年高市雖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勝出，卻導致執政盟友公明黨退出聯合政府，使得自民黨一黨在參眾兩院均淪為少數派。高雄市上任時內閣支持率即處於低迷狀態。面對執政基礎不穩和黨內外壓力，高市迫切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執政正當性和權威形象。

歷史上，日本領袖屢有利用對外強硬姿態來轉移內政壓力的先例。前首相安倍晉三即是一例。 2017年，安倍政府卷入“森友學園”等丑聞導致支持率驟降，但同年夏秋之交朝鮮連續試射飛彈、進行第六次核試驗，引發東北亞局勢緊張。在此背景下，安倍毅然宣布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理由是“不能向朝鮮的威脅屈服”，需藉由選舉授權來加強對朝強硬外交。

事實證明，朝鮮危機成功地轉移了國內對安倍涉嫌用人徇私等丑聞的關注點，塑造出他作為危機領袖的強勢形象。朝鮮半島局勢升溫讓安倍獲得民意加持，反對派對其丑聞的批評聲量被大幅壓過。最終，安倍所在執政聯盟在選舉中大勝，他本人也借此穩固執政地位並推動修憲討論。這種“旗幟效應”(rally-round-the-flag effect)顯示出，外部安全威脅往往能在短期內提升領導人的話語權和號召力，從而度過內政難關。

高雄市顯然深諳此道，在執政聯盟失去多數、政策推行受阻的困境中，她選擇高調聚焦“台灣有事”這一安全化議題。此舉將輿論關注從執政黨自身的丑聞與經濟民生議題上引開，轉而關注迫在眉睫的國家安全危機; 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她以“捍衛國家存亡”的領袖形象自我塑造，為脆弱的執政基礎注入強心針。

前日本外交官孫崎享指出，日本經濟低迷和社會不安的背景下，政客往往選擇將國內不滿情緒引導至外部威脅上，“將民眾對經濟停滯的挫折感與所謂的『中國威脅』掛鉤，是轉移壓力的最簡便方法”，此種機制已經在日本政治中成形。高雄市執政後持續渲染中國對日本安全的挑戰，從強調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重要性、到渲染中國軍事動向，正是這種策略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以外制內策略除尋求民意支持外，也意在整合自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壓制不同聲音。她上任後任命多名涉及政治獻金丑聞的同黨議員擔任要職，引發媒體質疑，此時強硬的安保議題有助於她凝聚黨內強硬派對其領導的認同，避免內部因丑聞問題而離心。

高雄市的強硬外交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延續甚至超越了她的政治導師安倍晉三的路線，其挑動“台灣有事”議題的根本目的，可能在於惡化中日關系氛圍、制造國家緊張感，以推進她意圖已久的軍事擴張政策。換言之，高市將外部危機作為構築執政合法性的工具，只要中國威脅論深入人心，她的強硬主張與領導地位便更難被挑戰。在安全危機語境下，進一步鞏固她在政治話語上的主導權。

然而，以外部威脅轉移內部矛盾的策略也存在風險。首先，這種話語建構是否可長可久? 危機動員往往難以長期維系，尤其當民眾發覺內政問題依然積重難返時，對執政者轉移視線的耐心可能耗盡。其次，過度的安全化敘事可能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 prophecy)，導致地緣政治局勢進一步緊張，反而危及日本自身安全。對高雄市而言，在“台灣有事”論述下提升的權力能見度，能否真正轉化為內政改革動力，抑或僅止步於短暫的民意作，仍有待時間檢驗。

安全化的作是危機還是轉機

“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論述，已明顯成為日本朝野共識逐步凝聚的新安全范式。透過將台海危機安全化，東京成功地把一個地域沖突假想轉化為攸關日本國運的現實課題，進而為超常規的安全政策背書。從戰略層面看，這塊敲門磚正在叩開日本成為正常化國家的大門：不論是防衛預算翻倍也好，遠程打擊能力建置也好，抑或修憲解禁更大軍事權限，都因有了外部威脅的襯托而獲得輿論上的合理性。

從政治層面看，弱勢的執政者運用此話題暫時擺脫了內政泥淖，獲致話語權提升與支持度回升。然而，危機話語畢竟是雙刃劍，過度倚賴外部威脅正當化內政，長遠而言可能削弱民主政治對政府問責的機能。同時，周邊國家也對日本正常化進程密切關注，擔憂軍事擴張是否意味著戰後和平承諾的淡化。這場風波體現安全化理論與話語權力的實際政策作：透過構築威脅，日本政界成功塑造了國家身份轉型的契機; 但如何在維系區域穩定與滿足正常化訴求之間取得平衡，將考驗日本領導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