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真的复活,草民一定不会喜欢他

所以我常想，可能也就只有宋仁宗这种中国古代历史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皇帝，这种半夜想吃口羊肉、都因为害怕折腾百姓而强忍住的仁君，才能够忍得下包拯的这样臣子，让他权知开封府事，让他做到龙图阁大学士，还让他留下一个“开封有个包青天”的传说。

所以《宋史》最后的论赞说的精准：“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

写宋史的脱脱这个人，生性确实颖达，只不过元朝那个时代，给他的才学和时间实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说准了一些东西，但却不能完全说透。

在中国古代史上，为官清廉、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官员虽然不多，但也绝非那么少，不过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一个标签“酷吏”——他们在为官清廉、铁面断案的同时，对小民百姓也是无情的，他们会同样严厉的执行朝廷下达的那些盘剥百姓、竭尽民力的指令。这些人的“清廉”“严明”跟他们的苛刻严酷本质上二位一体，都是为了成为皇帝执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国古代史上两类官员其实都有，一种是庸官，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宽和但循私。另一种是酷吏，他们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清廉却苛酷。大多数官员都在这两个极端的光谱上来回摇摆。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他一方面“其政严明”，不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却“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为官即不为富裕自己、也不为效忠皇帝，他是一个真的想“与民休息”的人。

这样的官，确实太难得了。

最近在读郭建龙老师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他说中国古代史上有个规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国家困窘，所以皇权会被迫执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放松政策，导致经济的复苏与繁荣。然而这种繁荣一旦达成之后，朝廷又会发现，繁荣社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多半无法被权力所调用，甚至有的时候反而腐蚀甚至解构权力的。那么这个时候，王朝就会它的自保机制，应激性的让皇帝仍用一批严明但苛酷的酷吏来为政。

他们在清廉为政的同时，更主要的目标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驯服社会这头养回精神来的野马，让它重新驯服于王朝的缰索。于是王朝就会进入“第一酷吏时期”，汉朝的景帝、武帝时代先后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则天时期，都是这种规律的经典呈现。

一个幽灵，商鞅的幽灵，在中国古代史上反复的借尸还魂。

而我们看到宋代，本来这个“第一酷吏时期”应该在仁宗朝的庆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呈现，但却没有。

不存在的包青天，靠不住的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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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又过了十几年“清平乐”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才让这个规律重现。

我想，这应该感谢有宋仁宗和包拯这样的君臣，他们“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们真正去为每个小民一餐饭、一身衣着想的立场与仁心，的确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值得人们的永久纪念。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闪光之处，是很难被多数人所欣赏的。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审美中，一个人，哪怕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介草民，但如果他长期被杀伐果决、金戈铁马、伏尸百万、开疆万里的“大格局史观”所洗脑，他也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把包拯这样真正为民着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旧、甚至“圣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后世历史上，这种人在中国民众中所占的比例其实相当高。他们忘记了宽仁，而只欢呼和期待一视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间宣传、纪念包拯的传说，为了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也渐渐走了样。

在故事中的包拯变成了一个能铡驸马、审皇亲、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开封包拯庙，看到与那塑像同样显眼的，是那传说中的三口铡刀——龙头铡皇亲、虎头铡官宦、狗头铡劣绅，还是皇帝钦赐，可以先斩后奏……

这还不算，包大人还必须跟江湖好汉（民间黑社会组织）深相勾结，弄个王朝马汉、展昭展侍卫“在身边”。

也就是说，民间把包拯想象成了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黑白通吃、还动不动喜欢开铡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铡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逻辑甚至张献忠模式来“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