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文革后中共基层干部谁也不敢再做主了

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继绳《天地翻覆》、以及《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的交叉阅读中，可以得到一个高度一致、且可被档案与大量回忆印证的结论：中共干部们不再相信制度中共谎言，只相信风向。

1962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着重经济调整与组织生活重建。1962～1965年，全国经济调整、专家回归、日常治理恢复。但毛泽东在大会后多次谈及“阶级斗争不能忘”、“党内修正主义”。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导恢复生产与制度化管理；周恩来负责日常协调。但毛泽东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也对“按规则治理”的不信任不断加深。

1966年5月16日，发出《五一六通知》。同年 8月5日，毛泽东撰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指出中央内部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被视为文革初期领导层路线冲突公开化的标志。1966年8月，北京，“八．一八”天安门集会，红卫兵大喊“造反有理”......这些口号绕开党委与程序，直接把武斗的权柄授予群众。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先爆发；随后迅速扩散到县、社、厂、校。但这也是一次有边界的授权：只准向下打，不准向上碰。

一、中共谎言失信于基层

杨继绳透过地方档案指出，文革中遭到最密集打击的群体，并非抽象的“阶级敌人”，而是能执行政策的县、社、厂、校干部；能维持日常运作的教师、医生、工程师，他们是能让社会“不靠运动也能运转”的中间，之后这些人即便被“平反”，也已醒觉到愚信中共的制度谎言完全不能保命，对政治风向的及早醒觉才能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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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1959～1961）：

杨继绳估计非正常死亡约3,600万人（区间约 3,200～4,000万），死亡高峰集中在农村、基层干部管辖区、粮政与征购链条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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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直接与间接死亡保守估计约100～200万人，受害者主要是地方干部、教师、医生、工程师、校长、厂长，也就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那一层人。这不是偶然。这是一次把风险、仇恨与暴力，系统性向下倾倒的政治设计。

作家高华在对延安整风与文革的比较研究出：延安整风仍然保留“组织内规则”，但文革就是刻意要让规则失效；当“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成为最高指示时，基层干部第一次被明确告知：服从制度不等于安全、忠于程序也不是政治正确，唯一要注意的是对最高意志的即时感应。从此，中共基层干部角色被改造成一种中共领导高层需要的政治物种。

二、谁最守规矩谁死得最快

文革初期被整得最惨的，往往不是最贪腐、最残暴的干部，而是“最照章办事、最相信组织会保护他的人”。常见的描述包括：某些县书记坚持“未接正式文件不执行”，结果被指为“对抗最高指示”；校长、院长要求“保护档案、保护学生安全”，反被定性为“保守势力”；工厂干部试图维持生产秩序，被指为 “以生产压革命”。

案例一

校长：卞仲耘

身分：北京市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

时间：1966 年 8 月 5 日

地点：北京，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