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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精灾难",近200名新生儿极大概率患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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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没有一部统一法律限制单一捐精者在跨国范围内孕育子女的数量。只要符合各输入国的法规,精子就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自由交易。ESB等商业精子库会根据市场需求,将精液冷冻后出口到有需要的诊所。其中利润驱动可见一斑。据报道,为确保遗传多样性,有的精子银行推出“限量版”供精者——承诺只供一个家庭使用,但价格高达3.9万欧元(约合人民币(专题)32万元);相反,没有家庭数量上限的精子套餐价格仅6000欧元左右。巨额利润之下,精子库有动力尽可能扩大单个捐精者的使用范围,尤其是在法律灰色地带。


“凯尔事件”正是上述体系弊端的集中体现。一方面,精子跨境流通导致各国监管脱节:7069号捐精者在丹麦国内虽有捐献指导上限,但他的精子出口到其他国家时不受丹麦法律约束。而接收国诊所往往各自为政,缺乏信息互通,难以及时发现同一个外国供精者已在别处被广泛使用。

比如,比利时法律虽然规定每名供精者在本国最多可供6个家庭使用,但如果接受者来自其他国家,则不在此限。事实上,凯尔的精液经由比利时的多家诊所,共使38名女性怀孕,诞下53名子女,远超上限。一些接受者来自法国德国等邻国。西班牙的情况也类似,其法律限制每位捐精者最多诞下10个孩子,西班牙利用该丹麦供精者孕育的35名孩子中,确实也只有10名属于西班牙本国家庭,其余25名儿童的母亲则是在西班牙接受治疗的外国人。跨境就医情况的存在,让单一国家的监管体系陷入完全失灵。


另一方面,精子银行和诊所对供精者过度使用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在利益驱动下,有些商业机构并未严格遵守哪怕是所在地的指导上限。凯尔在丹麦供精期间,本国卫生部门建议最多25个家庭使用,但他最终在丹麦促成了33个家庭中的49个孩子的诞生。尽管丹麦官方解释当时规定只是“非强制性建议”,但如此宽松的态度无疑埋下隐患。

比利时方面更出现了明知违规却继续操作的情况:调查显示,早在十二三年前,丹麦精子大量涌入比利时时就超出了6个家庭的法定红线,却未见有关机构及时介入叫停。事实上,直到2023年基因突变事件曝光,比利时才匆忙启动针对精子行业的官方调查。换言之,跨国精子交易带来的“监管洼地”,让一家精子库得以绕开零散的国家规定,将同一供精者“物尽其用”。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近年来欧洲各地的诊所日益依赖这些大型精子库的国际供应,而缺乏统一追踪体系,一旦某位捐精者出现问题,要追溯上百个跨国家庭无异于大海捞针。

基因筛查盲区与伦理失守


“凯尔事件”暴露出欧洲辅助生殖领域多个层面的漏洞和风险。首先是医学筛查的局限。按照行业惯例,精子库会对捐精者进行体检和常规遗传疾病筛查。然而“常规”往往只涵盖已知的、高发的遗传病基因,例如囊性纤维化、地中海贫血等,但对于罕见甚至医学尚未记录的新突变,则鞭长莫及。正如欧洲肿瘤研究所克莱尔·特恩布尔教授所言,此次事件是两个极罕见事件巧合叠加的产物:“一方面,这名捐赠者的精子带有极其罕见的高危突变基因;另一方面,他的精子又恰恰被用于异常庞大的受众群体。”

反思之下,这起事件也暴露出精子库筛查存在“漏检盲区”。倘若仅满足于基本项目检测,一些深藏的隐患可能被忽视。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是否应对供精者开展更深入的基因测序以杜绝此类风险,引发医学伦理层面的辩论。最早掀开“凯尔事件”悲剧盖子的卡斯珀博士也明确表示,出于成本、有效性和隐私风险的考虑,她并不主张对所有捐精者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但当前的案例显示“异常的遗传疾病传播”并非不可能发生。在避免过度检测与防范罕见风险间取得平衡,将是未来辅助生殖医学领域的一大课题。


其次,匿名制和信息滞后加剧了风险蔓延。由于多数欧洲国家坚持捐精匿名,精子库和诊所往往不会主动联系已生育的家庭告知同源风险,除非遇到重大医疗问题。而此次从发现问题到大范围通知受影响家庭,耗时竟长达近两年。法国受害者塞琳娜就是直到2025年年中才接到诊所来电,被告知孩子可能带有致癌基因。院方解释说,他们在两年前更换电脑系统时丢失了她的联系信息,直到近期才找到。这意味着,塞琳娜的女儿比其他国家的一些同父异母孩子晚了一年多才开始接受筛查和预防性监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起悲剧中,伦理与责任的界限模糊。供精者、精子库、诊所乃至监管机构,各方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从法律上看,捐精者本人似乎无过错,因为他对自己的基因缺陷并不知情。然而道义上,一位男性在各国留下近200个孩子,本身也引发伦理争议。如此庞大的同父异母群体未来可能面临身份认同、近亲相遇等复杂问题。

在此前一桩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荷兰男子乔纳森·梅杰因通过不同国家诊所捐精育有超过550名子女而被法院紧急禁止捐精,其行为被批为对子女福祉和公共利益的漠视。荷兰法官指出,如此“海量式”捐精严重增加了乱伦风险,也让这些孩子将来难以处理与数百名手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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