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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碩士畢業後,我在一個英國家庭做了9個月的保姆

2025-12-26 | 來源: 顯微故事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經濟下行、學歷貶值的背景下，海外留學生的光環逐漸褪去。“水碩”“留學30萬月薪3千““國內外兩頭不討好”……曾經的光鮮被調侃和質疑的聲音所取代，海碩畢業生們面對的更多是期待與現實的落差。

留學，還有價值嗎？在投入-產出的敘事之外，或許還有一些獨特的生命體驗值得被言說。它們可能超越了留學生這個身份，但又始於留學這件事情本身，關乎更多元的意義討論。

當我告別愛丁堡的學業，落腳倫敦後，選擇了一份我從未想過的工作——成為一個英國家庭的保姆，且一做就是9個月。

這份看似“錯位”的職業選擇，並非一時沖動的妥協，更像是一場意外開啟的跨文化觀察之旅，讓我在照料孩子的日常瑣碎中，觸摸到不同家庭的溫度，也叩問著自我與職業、情感與邊界的深層關聯。

這9個月裡，我既是孩子成長的見證者，也是家庭教育的觀察者，更是在異鄉漂泊中尋找自我的探索者。

而這場意外開啟的旅程，最終也以一場猝不及防的告別收尾。究竟是什麼讓我對這份保姆工作如此珍視？這場跨越性別、階層和文化的雇傭與陪伴，又藏著怎樣的情感陷阱與成長饋贈？

尋找這些答案的過程本身，或許就是跋涉的意義。

文 | Junie

編輯 | 卓然

倫敦生活始於2024年8月30日——我結束了愛丁堡碩士一年的學業，一個人拖著三個箱子開啟了跨城搬家之旅。

在五個小時的火車上，我茫然地望著車窗外蘇格蘭的海岸線一幀幀擦過，難過於終究無法在愛丁堡激烈的租房市場中找到合適的落腳之地，又慶幸倫敦收留了我。

但很快，這座城市給了我當頭一棒。相比愛丁堡，倫敦租房機會更多，入住要求更低，但租房市場也更加魚龍混雜。我遇到了極不靠譜的租房中介，合同問題和糟糕的居住環境讓我夜夜難眠。

與此同時，我也在責怪自己決策的草率——8月中旬我去倫敦找朋友玩，順便看了兩套房，便匆匆決定租下第二套。那是我第一次來到倫敦，我立刻就愛上了這裡——舒適的天氣、大片的綠地、豐富的活動、某種令我恍惚的、與廣州相似的街景。

我幾乎毫不猶豫地追隨了內心的召喚，而逼近的宿舍退租日期讓我沒法再三考慮租房事宜。

即便存在金錢損失，住了兩周後也實在忍無可忍。9月中旬，我一邊尋找新的房子，一邊拼命找兼職。眼下最重要的還是先有一份收入，以支撐倫敦高昂的生活成本。

起初我盲目刷招聘軟件投簡歷，後來機緣巧合刷到一個平台招課後保姆，在一周內完成了繁瑣的材料填寫、接受了8次線上面試、3次線下面試、2次試工，最終與一個家庭一拍即合，愉快地簽下offer。

與此同時，找房也有了進展——看了5套房，這一次我更加謹慎了，對於一套心儀的房子，我看了兩次，第二次帶著朋友一起，並向即將搬走的租客反復確認某些問題。

9月18日搬好家，第二天開始上班，就這樣，我終於在倫敦安頓了下來。倒頭扎在新公寓的床上，才發現這床墊竟然凹凸不平，像極了坑窪的人生。不管怎樣，我閉上雙眼，深吸了一口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圖 | 倫敦秋日

9月剛開學，保姆的需求量較大，起初我還在平台上積極聯系各位雇主，後來才發現並不需要那麼努力——很多雇主會主動詢問意願並發來面試邀請。在這過程中，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家庭。

作為國際大都市，倫敦聚集了許多族裔融合的家庭。我接觸到一些華裔母親，她們希望我給孩子提供一個中文語言環境。

我曾分別與三位華裔母親線下見過面。

第一位是和墨西哥丈夫結合的母親，家裡有些凌亂，面試有點像審訊，表面禮貌但暗藏高壓。

面試途中，她5歲的女兒突然情緒失控跑過來，但在母親的安撫和追問下，孩子也沒有開口說明原因。面試結束時我主動向孩子道別，孩子只是繼續盯著電視，並未回應。

第二位母親與法國人組成家庭。她的中文並不流利。進門後，她沒有向丈夫介紹我，也沒有過多寒暄，而是讓我直接上樓陪她五歲的女兒玩耍，盡量多用中文溝通。

在她丈夫的提醒下，她給我倒了一杯水。試工兩個小時後，因為她出門購物，便由她丈夫送我出門。我身心俱疲，體會到與低齡的中文初學者溝通的艱難，再加上孩子比較調皮，便婉言斷了後續。

第三位母親的丈夫是英國人。她6歲的兒子不會中文，也不需要我講中文。我要做的就是接孩子放學，偶爾送去數學輔導班，然後回家監督他兒子完成數學練習，並講解錯題，以備戰12月份7+的私校入學考試。

試工當天，我們接孩子回家的路上，這位母親始終將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很少與我交流。回到家，我見到了她的父母和丈夫，同樣沒有被互相介紹，也沒有被詢問是否需要喝水。

孩子因粗心做錯題時，她嚴厲地讓孩子再三檢查，而我只在最後講解了一道題，其余時間都是她在糾錯。到點後，她繼續在樓上幫孩子訂正，就讓孩子的父親送我出門。

回想起這些面試或試工過程中令我不太舒服的小事，我懷疑過自己是否太過矯情或吹毛求疵——不就是份工作嘛，還把自己看得這麼重要！但很多細節是如此似曾相識，可能過去就在某些時刻讓我產生過不適。

而且，換做是我，我未必比這些華裔母親做得更好，所以我也渴望去了解令人舒服的家庭和雇傭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直到我遇到了H家。

這位母親是主動聯系我的，並和我約了線上面試。溝通時，她先詢問我語音還是視頻更方便。

視頻時，只見她滿臉親切的笑容，講話特別清晰、溫和，整場面試更像是輕松地聊天。她介紹自己來自美國，丈夫是德國人，主要在德國工作。

她說她的大兒子得知我來自中國後特別興奮，因為他很喜歡中國食物，尤其是點心和珍珠奶茶。說話間，孩子從身後出現，我跟他打了招呼。她還說自己在工作中也有一些中國同事。

因未來計劃未定而只能承諾至少工作半年，我之前曾被一個期望我至少工作一年的雇主擱置。因此這一次，我表明自身情況，並問她是否有相關期待，她說沒有，很靈活，表示完全理解。

這場短短20分鍾的“面試”讓我對這個雇主和家庭充滿好感，直覺告訴我可能就是這裡。

幾天後，我到雇主家進行了一次線下面試。由於臨近中秋節，我特地去中超買了一盒流心奶黃月餅。

到門口後我有點緊張，徘徊了3分鍾才按下門鈴。雇主非常熱情地迎接我。我一下就被家裡明亮整潔的風格和溫馨的布局所吸引。我逐一與孩子們握手、互相介紹。

雇主還介紹了正在家中暫住的她母親，以及家裡的兩只貓。後來，她又帶我上樓，讓兩個孩子分別介紹自己房間裡養的魚、他們的游戲室和畫作。

圖 | 萬聖節前的廚房

交談過程中，兩個孩子在一旁打開iPad，雇主提醒孩子不要在我們講話時玩電子設備，並鼓勵他們向我提問。盡管我的英文磕磕絆絆，但無論我說了什麼，雇主和她母親都給予了積極的回應。

後來是月餅試吃環節。在微波爐叮了10秒過後的流心月餅一入口，全家人便贊不絕口。雇主笑著說，她母親才來倫敦三周，就已經被孩子拉去中國城三次了。這自然流淌的善意，仿佛這入口即化的流心奶黃，讓我的心也悄悄融化。

我離開時，全家人一起送我到門口，說了很多次再見，並揮手道別。

這次見面堅定了我最初的直覺。與其說是面試，更像是一次做客。我切實地體會到一種被尊重的感覺——不僅是對我，也對孩子，是一種言傳身教的相互尊重。這個家庭的溫暖、體貼、和飽滿的情緒價值讓我深受感動。

回家路上，雇主發來一長段消息，說特別感謝我的月餅，孩子們都很喜歡我。當消息結尾出現offer這個詞的時候，我沒有很意外，但真的很開心。

也許月餅的功勞比較大，但我總覺得我們互相都很合眼緣，就像一場雙向奔赴。

其實我內心也知道，太過熱情、兩個男孩、語言障礙也會讓我壓力有點大，但能鍛煉我的英語和人際交往能力，這何嘗不是幸福的煩憂。

事實上，當時還有一個由北京母親和蘇格蘭父親結合的家庭，有兩個9歲左右的女兒，也是我的意向家庭之一。視頻面試時我們也聊得很愉快，家庭氛圍似乎也不錯。但由於已經收到令人心動的offer，我取消了幾天後與這個家庭的線下面試。

作為初到倫敦的華人，我不排斥甚至渴望相似性帶來的語言上較少的障礙和文化上的親近，但我也看到了民族的習性和中式教育的遺痕。

這並不是說西方家庭就更優越。冷漠疏離、打罵孩子、種族歧視在西方並不鮮見。而尊重、友善、包容可以是人類共通的、超越文化的品質。

多少幸運的巧合，我遇到了這種良性的互動模式，也逐漸意識到，在家這個私密的工作場域裡，家庭關系和雇傭關系是相輔相成的。

由於正值搬家，雇主爽快地同意了我推遲入職時間。

我一周工作四天，每天四個小時。主要任務是接孩子放學、偶爾帶去公園玩、回家做飯、一起吃飯、提醒孩子寫作業。空閒時，我們常常一起玩桌游、打球踢球、爬樹追逐……我從零開始學，孩子們不厭其煩地教我，我好像也在慢慢找尋逝去的童年。

圖 | P For Pizza拼字桌游

第一天上班，我給這一家人煮了面。雖然出師不利——面煮坨了，鍋也燒糊了——但雇主並沒有責怪我，她反而讓孩子們收拾平時只有節日才會用的餐桌，我們圍坐在一起吃飯、聊天。

平時，我和孩子們通常在島台上吃飯。當雇主在家時，她常常把自己的那一份端上樓，一邊吃一邊繼續工作，和我保持著一種得體的距離。每一次我到點下班時，雇主都會下樓，把我送到門口，反復和我說謝謝、再見。

在做飯上，我犯過不少錯誤，例如，把不耐熱的容器放進烤箱、把剛出爐的烤盤直接放在桌上忘記墊墊子、炒菜時忘記開抽油煙機、做完飯後忘記擦灶台……每當這種情況發生，雇主總是溫柔地提醒我。我連忙道歉，她卻反過來向我道歉，說是自己沒有提前說清楚。

圖 | 常吃各種意面

這種被尊重的感覺，藏在無數個最日常的細節裡。每當家裡來人，無論是雇主的朋友，還是家教、健身教練等服務人員，雇主都會為我們互相介紹。介紹到我時，她從不使用“保姆”這個稱呼，而是說我是“來照顧兩個男孩的”。

為了緩解偶爾無所事事的尷尬，我樂意花更多時間待在廚房。雇主總是說簡單就好，但對於長著中國胃的我來說，太簡單反而手足無措。

加上雇主本人是魚素主義者，冰箱裡的食材常常以蔬菜為主，為數不多的肉也幾乎都是超市調好味、可以直接加熱的預制菜，這對於想提升廚藝進而大顯身手的我來說著實有點為難。

孩子們喜歡生啃胡蘿卜、芹菜、西紅柿、黃瓜，煮熟了反而不吃。甜品是用第二個胃裝的。就算盤子裡還剩不少，飯後打開冰箱掏出冰淇淋，是他們的每日動作，連生病時也不例外。有次哥哥生病，穿著短袖短褲躺在沙發上看電視，我給他倒水，他還特意叮囑要加半杯冰。

這讓我逐漸理解為何英國人總是喜歡大冬天穿著短褲在街上跑步，而他們對甜食的狂熱也讓我明白為何當地的零食總甜到掉牙。

雇主家有祖傳的烘焙食譜，我們一起做過曲奇和紙杯蛋糕。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步驟是加入大量的白砂糖，這時孩子的眼睛總是比糖還要亮，會舀起一大勺直接往嘴裡倒；攪著攪著曲奇面團，也會忍不住抓起一坨塞進嘴裡。當你驚得瞳孔放大，他們還會笑眯眯地看著你。

圖 | 學做紙杯蛋糕

要滿足他們的日常飲食實在太容易，但我偶爾也懷念中餐的煙火氣。我後來在網上學著做蔬菜煎餅，鹹鹹香香深得我心，也獲得大家的一致好評。我還嘗試做過布丁、雙皮奶、舒芙蕾……均以失敗告終，但他們總會捧場。

可能是甜食吃多了，哥哥有時候像嘴抹了蜜：“如果不打這份工的話，你一定是個很棒的廚子！”

說起吃，我第一次見到了“蔬菜之王”——洋薊。聽到“artichoke”這個詞時，我查了中文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他們喜歡蒸完後蘸著黃油吃。大大的個頭只有葉子的邊緣能咬下一點。嘗了一片後，我只覺得索然無味。

我們偶爾也會出去吃飯。12月放寒假的某天下午，雇主讓我和孩子舅舅一起帶孩子去中國城。准確來說，是孩子領著我——當時我只去過兩次，而孩子去過十幾回了。

在哥哥的推薦下，我們去吃廣式早茶。我連菜單都還沒細看，哥哥已經點好了全部。本想做一次家鄉美食代言人的我一臉期待：“你們要不要再試試別的？”結果他大手一揮：“哎呀！每次我們來都點這幾樣，准沒錯的！”

就這樣，作為廣州人的我，在倫敦的唐人街被兩個英國孩子牽著到處晃蕩，最後被帶到一個茶樓，被安排好各種菜式。當彩色蝦餃上桌時，我大開眼界，而他們已經拿著筷子躍躍欲試。

圖 | 中國城的早茶店

秋冬的倫敦陰沉灰冷。獨自走在上下班的路上，看著樹木從金黃到光禿，天黑時間從六點到四點，我常常感到被孤獨吞沒。

與此同時，生活中另一半的時間都在埋頭申博，上班反而成了我生活中的調劑，是我真正感到開心的時刻。

我每天都滿懷期待地與孩子和雇主見面，在與他人的連接中我獲得了巨大的快樂。與其說我給他們提供服務，不如說他們陪伴了我。

英國有獨特的賀卡文化，走在街上常常看到琳琅滿目的賀卡店，大到重要節日，小到寵物生日。孩子們還喜歡用彩紙、貼紙和繪畫自制賀卡。

逢年過節，雇主家總會提前精心布置。聖誕節期間，一家人收到的所有賀卡都會被貼在客廳的牆上；每逢家裡有人過生日，雇主也會把所有的生日賀卡擺放在架子上。書房裡，孩子的照片、紙條、畫作、手工等都貼滿了牆面。

圖 | 客廳一隅

去年萬聖節，雇主邀請我參加trick or treat（不給糖就搗蛋）。哥哥裝扮成芝士，弟弟化身牛油果，我則是小丑，一起走街串巷討糖果。

去年11月底，我請假一周回愛丁堡參加畢業典禮，回來的第一天，雇主送了我一條項鏈，孩子給我送來了親筆寫的賀卡——裡面是大大的congratulations（恭喜）。

聖誕期間，雇主的父母與兄弟一家從美國來團聚，家裡十幾號人待了一周多。離開後，雇主的母親還寄來一封感謝賀卡，稱贊活動和食物，並提到准備工作可能讓雇主很辛苦，但他們真的非常享受這段時光 (I know it was a lot on you, but we really enjoyed it!)。後來，甚至連我也收到了雇主的母親送的聖誕禮物。

原來，雇主的母親每逢過節和生日都會從美國給雇主家寄賀卡。

盡管雇主的丈夫在德國工作，但每周都會回來1-2次。有時候他有空，就讓我當天不用過去了（工資照付），他去接孩子放學，只為多陪孩子一會兒。

盡管兩兄弟總是爭吵打架，但他們都是底色溫暖、很會表達愛的人。有一次弟弟病菌感染，生病好幾周都還沒好，一天晚上雇主帶弟弟去看醫生，哥哥提議做曲奇餅幹給他們制造驚喜，做完後哥哥在曲奇上插上一支小旗，上面寫到：XXX, get well soon (弟弟，快點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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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一天，我久別再見弟弟時，他主動問我想玩什麼桌游，是不是想玩“不靠運氣贏的”（我曾多次提過）。而以前總是我問弟弟玩不玩桌游，偶爾遭到無視或拒絕。

愛與被愛，就這樣代代流動。

圖 | 哥哥為弟弟制作的曲奇

今年春節前一周，我誇下海口說要給他們包餃子。看似信誓旦旦，實則心虛氣短。這是我生平第二次包餃子。第一次還是去年，在一個北方同學家裡打下手，至於各種工序技巧，早已忘得一幹二淨。

我在本地超市買了肉沫，又在中超買了餃子皮，外加一盒速凍的廣式點心拼盤——餃子成敗在天，預制菜卻令人心安又體面。我一邊連線北方朋友給我講解，一邊在網上搜各種教程。

最後捏出三四十個奇形怪狀的團子，素的一鍋，葷的一鍋，剩下的第二天做了煎餃。結果，水餃不出所料地破皮，煎餃也無一幸免地糊了。但他們還是吃得很開心。

圖 | 學包餃子

晚飯後，孩子們興致勃勃地提議要學中文表達祝福。哥哥拿出一張白紙，打開翻譯器，一筆一劃地描出方塊字。雇主拉著弟弟一起，錄了“新年快樂”的祝福視頻。

家這個微妙的工作場域讓我得以參與、享受了家人般的溫暖，但這也模糊了一些情感邊界。我開始分不清，這到底只是出於善意（他們總是強調的be nice），還是他們真的把我當家人或朋友看待。我讓自己相信後者，並陶醉其中，試圖撫慰一個異鄉的孤魂。

圖 | 哥哥寫的祝福語

哥哥是一個主體性很強的人。因為對老師和制度不滿，他先後換過三所小學。某學期，他報名了學校的網球課後俱樂部，卻在第一節課就發現既不喜歡網球，也不喜歡授課老師。

課還沒上多久，他就想離開，但學校規定必須等人來接才能開門。哥哥等不及了，試圖翻出圍欄，一邊爬一邊嘟囔著：“看看，這就是英國的民主嗎？”

一天放學回家的路上，哥哥說決定今天不寫作業，因為老師評價他的英語作業“terrible”（糟糕的），還占用他的課間休息把他留下批評。

我勸了好幾遍，他依然固執地拒絕寫作業，堅稱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休息、吃零食、用 Google Slides 進行創作、然後看電視。

後來雇主和哥哥確認老師是否真的這麼說他，雇主說：”她直接這麼說確實是不對的，但她之後還要給你升學寫推薦信，你還是快寫吧。”哥哥最終妥協，但只寫了一半。

他還很擅長討價還價。偶爾雇主忘記提前通知當天有家教課，他就表現出抗拒。於是雇主提出上完課可以玩15分鍾電子游戲，他不肯讓步，反復談判到25分鍾才作罷。

哥哥自信、開朗、充滿野心。他說自己15歲想去美國和朋友一起創辦房地產公司，起初我不解，直到我看見他在Minecraft（我的世界）這款電子游戲的界面中，延伸著他親手建造的廣袤的3D建築群和多功能的房間後，我才理解這份雄心從何而來。

相比之下，弟弟內向、溫和而體貼。他吐字清晰，語速較慢，每當我問起不認識的單詞時，他總是耐心地一字一字拼出來，有時還會直接在我手機上打出來。

他善於觀察和思考——有一次，他躺在地上用腳開櫃子，看著滑軌運動，他突然興奮地彈坐起身說：“看，這就是物理！”

還有一次，他就他們在學校探討的話題問我：“AI讓環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聽完我的回答後，他又耐心地、條理清晰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

弟弟單純善良，卻總是被“霸總”哥哥搶東西、被他追著打。當我第一次看見弟弟在房間裡嚎哭，我嚇壞了，趕緊過去安慰他，卻無濟於事。

沒過多久，他自己哭完下樓，又湊過去看哥哥玩游戲，兩人又若無其事地交談起來，讓人摸不著頭腦。這樣的場景屢次上演。

我才明白，弟弟有一套獨特的情緒消化系統——他無需外力安撫，而是靠時間自我平復。

從他們喜歡玩的桌游類型也能窺見性格差異——哥哥偏愛節奏較快、邏輯性強的桌游；而弟弟則喜歡考驗運氣和策略的游戲，一局可持續數小時。

圖 | 自制迷宮路徑以減緩球速的桌游

盡管性格迥異，但富有創造力是他們的共通之處。10歲的哥哥擅長數學和邏輯，雖沉迷電子游戲，卻也在其中汲取靈感；他說未來要去美國藤校讀計算機，成為程序員。

9歲的弟弟則熱衷讀書、繪畫、手工和視覺藝術，每次給我拍完照片和視頻後的第一件事是調色、加花字、貼貼紙；學校發的iPad裡滿是他創作的交互式GIF動畫，裡面還有答題模式；在“編織與毛氈制作”的學校課後俱樂部中，他是唯一的男生。

孩子們不是每天都有作業，當天的作業大約20分鍾就能完成，假期則完全沒有作業。除了寒暑假，一年的三個學期各有一周的期中假，他們通常會出國旅游或探親。

兩兄弟各自都會許多運動：游泳、柔道、足球、棒球、曲棍球、長曲棍球、板球、網球、英式橄欖球、滑雪、帆船……其中擅長的運動有2-3種，有時候會在假期裡參加訓練或比賽。

孩子的環境相對自由隨性。作業很大部分是無紙化，用學校發的iPad完成。關於寫作業，弟弟喜歡趴在地上寫寫畫畫，而哥哥的經典姿勢則是窩在沙發上一邊看電視一邊拿著iPad寫。

有一次，哥哥不想做英語作業，便提出將自己六年級的英語作業和弟弟四年級的數學作業交換著來寫，美名其曰“發揮各自特長，幫助自己復習和弟弟預習。”

圖 | 時常打架、偶爾親密的兄弟倆

家教課上，哥哥有時會一邊吃飯一邊聽講，偶爾還會起身去冰箱拿根冰棍，接著若無其事地繼續上課。

雖然無論是他還是老師都似乎並不在意，但每當看到這一幕，我總會為哥哥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也會替老師生出一絲尷尬。

哥哥有著微妙的階級意識。在升入中學的兩年前，他就要為當年舉行的ISEB考試（英國私立學校入學標准化考試）做准備。

他表示：“考不過我就完了！我就只能去公立學校了！”盡管嘴上這麼說，平時回家後依然照常打游戲、看電視，幾乎從沒見過他復習。

當雇主說要不再多做一套練習時，他都總是說不用了，已經准備好了。他有階級滑落的恐懼感，卻又不缺精英般的自信。

考完ISEB的兩科後，哥哥生病請了假，但第二天還要考剩下兩個科目。當時我腦中的第一反應是：“完了，那考試怎麼辦？”

這種考前萬無一失、考試一錘定音的思維習慣已經深深地刻在我的基因裡。後來才知道錯過的考試可以找時間補考，我對這人性化的制度大為震驚，又驚覺自己的第一反應是如此恐怖。

如果沒有課後俱樂部，孩子們4點就放學了。雇主不想孩子整天待在家裡，就讓我帶著孩子去公園，他們最喜歡爬樹、圍著池塘找樹枝，然後從池塘裡撈出臓東西。有一次下著小雨，雇主還是讓我帶著哥哥和他的同學去公園放風。

圖 | 在公園爬樹

距離兩兄弟上的私立小學約200米，有一所公立中學，我每次接孩子放學都必經其路。每次經過都會看到兩種不同景象：一邊是幾乎全白的孩子由家長或保姆接送，另一邊則是膚色各異的孩子成群結隊。

兩所學校的孩子會共享附近的一個公園，但每次遇到另一所學校的學生，兩兄弟都躲得遠遠的，在他們和雇主眼中，那些學生是“殺人、販毒、打架、拉幫結派”的代名詞。

今年4月中，雇主告訴我，因為公司架構調整，她將要被裁員。接下來她會留意其他工作機會，如果有新情況就告訴我。我的心突然涼了半截，一下就讀懂了她的言外之意——失業危機也壓到我的頭上。

盡管我早就清楚這只是一份暫時性的工作，但依然會因為是意外的降臨而被迫中止——而非按計劃做滿一學年然後主動退出——而感到委屈、遺憾和難過。我之前還天真地幻想，如果下一學年我找不到其他工作的話，雇主應該也會繼續請我吧。

我從來沒有想過還有這樣的意外出現。但轉念一想，這又是公平的。

雇主最開始對我的工期沒有期待，她包容我的不確定性，而我也在3月份時和她說過我正在找其他工作，請求她寫推薦信，她當時欣然答應，還給我推了一些資源，說我找到職業方向真是一件好事。

但後來因為其他事情，找工作的事被我擱置了一段時間。雇主給予了我充分的自由，而自由的代價是風險。

5月底，因為雇主依舊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但有了大量的空閒時間，我就被正式辭退了。

我last day這一天，也是雇主在其公司的last day。當天晚上，雇主一家請我去附近的意大利餐館吃飯，我們互贈了禮物和卡片，回家後還在院子裡踢了球，就像往常一樣。

“好啦，要和J（我）暫時說再見啦，只是暫時哦！”雇主和孩子們說。

還了鑰匙，踏出門，晚上八點半的天色依舊明亮，不知什麼時候，這條街已經變成了一條林蔭道，葉子亮晶晶的。我手機相冊裡裝滿了這裡的秋天、冬天和春天，這個缺席了的夏天一定也很美好吧。樹木在輪回，而躺在草坪上的人換了一波又一波。

這份持續了9個月的工作結束了，我們就這樣體面地告別。

圖 | 倫敦春日

後來我回憶這段工作經歷時依舊帶著感動，可能恰恰源於我在二十幾年成長過程中缺失的那些東西，不論是鼓勵、贊揚、還是愛，這些在這個家庭裡的家常便飯，卻是多少東亞小孩的求之不得。

而雇主與孩子的良性互動，也讓雇主與我的關系十分和諧。我有時甚至會把雇主想象成我的母親，而孩子們則是我的弟弟，這讓我好像在這個過程中重新養育了自己一遍。

我也始終在思考，為什麼一份看似“低級”的工作，我卻如此珍視甚至依戀？為什麼照顧別人的同時，我也在反復照料自己？他們這麼好，為什麼我還是會感到失落和不甘？

客觀來看，這是一段雇傭關系。無論我被施與多大的尊重和善意，那些終究只是禮貌和教養，並建立在我的使用價值之上。我以為自己進入了一個家庭，其實只是進入了一個家——市場的一個隱秘角落。

我被盡可能平等地善待，但這段關系，從來就不是對等的。

《跨國灰姑娘》這本民族志展現了菲律賓和印尼的移工在台灣新富家庭服務的故事，從性別、階級、種族等方面描繪了多對結構性矛盾。

盡管我和她們的經歷存在差異，我仍然對其中一些方面很有共鳴，同時也感受到了被忽略的雇傭情感關系的失衡。

和那些東南亞幫傭一樣，我是“用完即棄”的商品。作為異鄉者，我進入了家庭這個私密的空間，在與孩子的長期相處中日漸產生感情，這種感情不是朋友間的，也不是親人間的，卻需要我付出親密關系般的情感勞動，而同時保持著專業的、不近於母子的邊界。

下班點一到，我和孩子進行到一半的游戲就要停下；雇主一聲宣告，這份感情可能會隨時終止。

雇主和孩子的關系依舊，而我只能猛然抽離。這份需要傾注愛的工作結束了，但愛卻停留在半空，無處安放。

圖 | 在公園池塘“尋寶”

我似乎也慢慢理解，一旦陪伴了孩子很久的保姆離開，尤其是對於很小的孩子來說，他們會嚎啕大哭，父母此時的心情一定非常復雜。

在我的例子中，痛哭的主角換成了我，因為在情感的天秤上，我投注的分量更多；某種程度上，我對孩子的需求也比他們對我的需求更多一點。

但資本從來不講感情，照料市場將親密關系商品化，對照料工人與被照料者來說都有失公平。

另外，雇主對我期待不高，而我對價值感有著強烈的渴望。工作內容本身相當基礎，接孩子、做白人飯，這幾乎換做任何人都可以，而我享受這種被需要的感覺。

雇主在這座城市已經有了穩定的社交圈，我的角色可被高度替代，但初來乍到的我卻將他們視作為數不多的依靠。一旦好意降臨，我便拼命抓住，反復咀嚼。

我強調了自身的靈活性，時間的支配權便在雇主手裡。

我常常已准備好上班，卻被臨時告知今天不用來了，或是可以早點下班，雖然工資照發，看似白賺，但內心難免空落；也會因為偶爾加班的請求而暗自欣喜——如今回想竟覺得好笑，難道這就是被勞動異化的證明。

對我來說，多留一陣是情感的延續；但對雇主而言，那也許是家庭時間裡的打擾。下班後的我，回到的是狹小而寂寞的出租屋，而非熱鬧的廚房和孩子的歡笑。在標准化的服務背後，是對情感勞動的剝削。

在情感的敘事之上，我還編織出一張“自我提升”的意義之網：將接娃的半小時走路當做健身，將做飯當做精進廚藝，將與他們的交流當做鍛煉英語，將觀察親子互動當做教育理念的習得。

而孩子不需要學中文，雇主也無意嘗試中餐，他們不是異國的漂泊者，無需對異文化保持好奇並主動融入。

圖 | 偶爾做中餐

這種情感與意義的單向投注，構成了雇傭雙方對彼此需求的失衡，以一種表面和諧但隱含霸權的形式出現。這種結構性不平等關乎階級、性別和文化資本。

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甚至以最大的善意給了我足夠的體面。他們待我以“人”而非“工具人”來緩和雇傭的冰冷界限，但同時也把我一步步推進照料勞動的情感陷阱。

一旦雇傭關系結束，他們回歸到正常生活，而我卻產生了失戀般的戒斷反應。

只有時間慢慢治愈我。不久後，我又得到了其他的機會，它們同樣沒有圓滿的結局，但也足夠有意思，讓我得以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豐富了我的生命體驗。

我逐漸學會了不再傾注過多的感情，但我珍惜每一段工作經歷、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真誠連接。

原來，我不是“只有”那9個月，而是“已經擁有”了那9個月，未來還會有更多的9個月等待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