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动荡年代丢失文物更悲哀的是和平年代丢失文物

南京博物院馆藏名画现身拍卖行引发舆论热议，也让文物价值与文物守护的议题再度成为焦点。此时重读故宫前院长郑欣淼所着《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恰是理解这一议题的重要参照。回望那段文物大量流失的岁月，故宫文物在辗转迁徙中却几乎毫发无损，那是因为有一批先辈们将文明存续看得重于生命。那段过往留下的精神答案，正是对当下文物守护之议的最好作答。

*文章节选自《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郑欣淼?着三联书店 2025-10）

故宫午门悬挂“故宫博物院”匾额，摄于1948 年。故宫档案馆藏

南京朝天宫库房

朝天宫保存库的建设与南京分院的成立，使故宫南迁文物有了一个可以长期存放并发挥作用的固定场所。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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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择地之议

故宫文物是在争论声中存入上海租界，原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存到这儿后怎么办？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了避敌而又托庇于租界，自为国人所诟病，且租金不菲，也势难继续，特别是上海环境不适于一些文物的保存，正如理事顾颉刚所言：“上海赁屋过于湫隘，天气又复潮湿，永远闷闭板箱中，容易霉烂生虫，尤以书籍书画档案为可虑，深恐四五百年保存于北平而不坏者，遂于一二年中澌灭于上海，是则我辈对于民族文化实负无上之罪戾矣。”

鉴于华北局势日益恶化，这些珍品不可能短期内回到故宫，那就必须为其在南方找寻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根据多方意见，建立故宫博物院分院已成共识。

其实，在故宫文物开始南迁时，就有设立分院之议；文物存沪后，此说也是不断。但这个分院并非为了转存五批南迁文物，而是另从故宫提取文物进行展陈之用。当时多倾向于在南京、上海、西安三处设分院。1933年7月29日，刚刚走马上任的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徐森玉2，就与院高级职员商议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分院陈列之古物，以故宫博物院重复物品，经专家审查认为可以分地陈列者为限，但须公布详细目录，经审查后，方能搬运。他们也感到，成立西安分院极为困难，政府既无巨款拨为建筑费，而西安行政机关及学术界筹款建筑，更非易事。至于上海、南京分院之院舍问题，亦不易解决。

1933年7月15日的故宫第一届理事会议，原则通过于南京择地创设分院。根据会议记录，还附“进行办法草案”，决议“进行办法待下次会议讨论”。可惜“进行办法草案”没有保存下来，但8月21日《申报》所载故宫代院长马衡的谈话，大致可见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故宫各理事前以博物院有增设分院之必要，曾于理事会提出讨论。当时决议，保留下次理事会复议，至设置地点，南京首都所在，中外咸集，似宜设立，其余各地，尚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