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动荡年代丢失文物更悲哀的是和平年代丢失文物

蒋介石致汪精卫电文。台北“国史馆”档案

蒋介石为什么要坚持故宫文物存储于首都南京？如果把这件事与当时蒋介石对于首都建设规划的中央政治区的地址变化联系起来看，对于其意图或许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着手谋划首都未来的发展。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宣告中国统一。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最高权威的象征，这时首都南京的建设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南京被定为特别市，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推动首都规划建设。1929年底，由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部长孙科主导，经“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历时一年编制，《首都计划》正式出台。

《首都计划》是民国时期编制的最完整的一部城市规划。它将南京规划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和住宅区。

按照规划，中央政治区地点定在中山陵下的紫金山南麓，理由是：“其地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中山陵与明孝陵）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若就上举各端考察，均甚妥适，中央政治区域之选择，盖无逾此。”其优点为面积永远足用，位置最为适宜，布置经营易臻佳胜，军事防守最便，以及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

就在《首都计划》呈交蒋介石任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的第18天，即1930年1月18日，国民政府突然发下训令第18号，下令将原定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央政治区改设在明故宫地区。而训令只是写于一张“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用笺”的便笺。便笺上只有20个字“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全城路线应即公布为要”，署名与日期为“蒋中正一月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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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训令。台北“国史馆”档案

《首都计划》不赞同把中央政治区规划在明故宫区域，认为其所具有的诸优点并非独有，在建筑方面也难臻佳胜，且此两点都不如紫金山南麓，明故宫计划为商业区域最为合适。明确提出将明故宫地区作为商业区的首选。明故宫地区的优点在于其地位置适中，地多空旷，易于规划，因此将是商业区及建筑旅馆、戏院、百货店等最适宜的地方。火车客运总站拟建于明故宫以北，而总站之南又是商业区的最佳地段。此外，其地面积广大，也是作为繁盛市场的最佳选择。加之该地区地价很低，大半还属于官有，因此成为商业区后，地价必然陡增，政府收入随之亦会有很大的增加。

蒋介石为什么要坚持将中央政治区改设在明故宫地区？显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早在1928年9月，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南京市长的刘纪文就向市政会议提交了“规划首都行政区”案。该案明确提出中央政蒋介石训令。台北“国史馆”档案治区应建在明故宫，其理由是中国与外国“国情不同”，无法盲目效法西方。首都建设若想要“度宏规而大起，取于近世文明之物质，宜莫友邦若”；“而表见国情，使世知我为文明古国，则吾往昔之经制，固有其可取者在”。他认为，明故宫不但极为壮美，同时其旧址所遗留的“宫室之制”，恰好是南京效法的对象：

明都金陵，湮燕雀湖以为宫室，经始于洪武二年，而告成于六年。中经四年，工费巨大……虽秦汉阿房建章异，其制之隆，亦足以为中国近古之冠。成祖徙都北平，辇宫殿大木以去，更数百年，故宫之遗址、孝陵之坚密，从足以动建筑家之赏叹，而发思故之幽情也。今言建筑、则宫室之制，取于国故，亦足以为法。若必专言白宫，侈谈友邦之美，不知彼友邦之士，何以独重视吾古昔之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