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 一次肩膀骨折,讓我體驗到英國的"斬殺線"

2025-12-31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斬殺線”一詞最近在中文互聯網被熱烈討論，作為在中國工作的英國人，也想分享一些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看法。

2023年，我的肩膀骨折了。這並非危及生命的重傷，但卻足以讓人失去正常活動能力。穿衣、提物、安穩睡覺，甚至開門，都需要不斷適應。由於我一直旅居國外，加上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的候診名單本就冗長，我被告知，返回英國後可能需等待數月才能得到適當治療。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只有不確定性，有時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困擾不亞於傷勢本身。

此類經歷迫使人們思考一個簡單卻令人不安的問題：當生活出現變故，那些本應給人們生活兜底的福利系統，若無法迅速地作出反應，會發生什麼？

年薪45萬美元的美國前Meta工程師失業半年淪為流浪漢的故事，引爆中文互聯網，也引起美國媒體的關注和討論。中文裡“斬殺線”這一游戲術語，美國人對應的是ALICE（Asset Limited，Income Constrained，Employed，意指資產受限、收入有限、但處於就業狀態）。

美國媒體承認，斬殺線真實存在，而且這個線的門檻正在被抬高。美國PNC銀行發布的2025年《財務健康報告》顯示，大約67%的美國人處於收入僅能維持生計的狀態。金融服務公司Bankrate的調查發現，約59%的美國人無力承擔1000美元的突發開支。“斬殺線”不是統計意義上的“貧困”線，卻是現實中長期處於財務懸崖邊緣，一旦面臨失業，再若有疾病雪上加霜，可能一夜間從一個年薪45萬美元的程序員，淪落為街頭流浪漢的紅線。

（ALICE Threshold）是一套用來重新定義“經濟脆弱”的社會衡量框架，指的是在現代社會中，“有工作”並不等於“能維持體面且穩定的基本生活”。這一概念由美國新澤西(专题)北部的 United Way of Northern New Jersey 於 2012 年系統提出。

ALICE這條界限在西方社會很少被明示，卻能真切地感受到。一旦越過，即便生活沒有一夜崩塌，想要翻身也會變得非常困難。每一次延誤都蹉跎不起，每一次挫折都帶來更大的風險。

本文旨在比較美國和英國的兩大西方福利體系是如何劃定這條界限的。兩種模式常被描繪成道德上的對立面：美國模式被刻畫為嚴酷且市場導向，強調個人責任和有限的國家支持；英國模式則被形容為普惠且人道，建立在集體保護和不讓任何人跌落太遠的承諾之上。

然而，這兩種福利模式如今都面臨著同一個難題：它們能可靠地保護一部分人，卻讓另一部分人暴露在風險之中。福利保障分配不平等，一旦有人滑落至斬殺線以下，回歸正常軌道的路徑就會變得狹窄、緩慢，甚至完全封閉。差異不在於福利是否存在，而在於福利多久會耗盡、機會不均等為何會發生，以及當人們跌至“斬殺線”邊緣時會發生什麼。

美國福利：嚴酷且市場導向

在美國，最重要的福利問題通常無關醫院或醫生，而是關乎收入、食物、住房和生存。

美國福利制度的核心在於各種福利終止線（cutoffs）。美國的福利支持確實存在，但它是有條件、有時限的，並且各州情況不一。當有人不幸擊穿福利中止線，負面後果可能接踵而至。這便是美國福利故事的起點。

1）從雪中送炭到資金被普遍挪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實行一項名為"失依兒童家庭補助"（AFDC）的聯邦現金福利計劃。該制度雖有嚴重缺陷，但作為一種法定權益尚能較好運作。如果一個家庭符合資格標准，法律上政府必須提供援助。當失業率上升或貧困加劇時，福利支出會自動增加。

然而，這項保障在1996年終結。

當年，比爾·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和法案》（《美國慈悲法案》）。該法以"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取代了AFDC。克林頓將這項改革定位為：福利應是臨時性的且以工作為中心，並提出福利應成為"第二次機會，而非生活方式"的口號。這一轉變是政治上的精心算計，使克林頓既能抵御共和黨對福利制度的攻擊，又能迎合那些認為原有制度助長懶漢、讓有工作的美國人背負不公平負擔的選民。

克林頓簽署《美國慈悲法案》鼓勵更多人工作，杜絕養懶漢，但是卻導致一些家庭陷入更深的貧困。

這一政治妥協從根本上重塑了美國福利。現金援助不再是一項權利，而變成了有條件、有時限，且很大程度上由各州掌控的援助。

TANF通過每年約165億美元的固定聯邦整體撥款提供資金，這筆款項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實際價值並未增加。各州必須提供配套資金，但在資金如何使用、發放給誰，以及何種條件下發放擁有廣泛自主權。

這種設計在經濟衰退期影響最大。當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時，需要幫助的人數增加，但TANF的資金並不會隨之增長。與早期福利計劃大為不同，它不會因應危機而自動提高福利費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州政府越來越多地將TANF資金從直接現金援助轉向其他用途。聯邦報告和國會分析顯示，目前僅有約四分之一的TANF相關總支出用於貧困家庭的直接現金支付。其余部分用於兒童保育補貼、工作項目、行政開支，或用於支持各州的其他優先事項。

對於貧困家庭而言，實際效果很簡單：主要的現金福利計劃常常根本不提供現金。

時間期限限制也加劇了這種資源稀缺。聯邦規定大多數家庭一生中獲得聯邦資助的現金援助不得超過60個月，許多州規定的時限更短。一旦時限用盡，無論情況如何，福利都可能終止。疾病、疲軟的就業市場或住房短缺都不會讓這個時鍾暫停。援助並非平緩遞減，而是戛然而止。

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多數有子女的貧困家庭能獲得現金福利。如今，這一比例已急劇下降。全國范圍內，每100個貧困家庭中僅有約20個獲得TANF現金援助。在幾個州，獲得援助的家庭不到10個。

由於TANF由各州主導，結果差異巨大。有些州覆蓋面較廣、福利較高；另一些州則福利極低、資格限制嚴格且行政障礙重重。在亞利桑那等州，大部分TANF資金已被從現金援助轉向其他州政府服務。

當人們的生存依賴於州政府的福利政策時，各州政策差異會促使人們搬家。弱勢家庭和個人常常從福利供給最少的州，搬遷到被認為更容易獲得援助的州。藍州和大城市中心通常提供更廣泛的醫療補助覆蓋、更少的行政障礙、更強的租戶保護以及更全面的無家可歸者服務。

搬家並非為了舒適或機會，而是出於生存。可見的結果是，貧困和無家可歸問題在洛杉磯(专题)、紐約(专题)等城市集中顯現。這些城市因帳篷營地、過度擁擠的收容所和不堪重負的社會服務而受到全國關注，常被描繪為地方政策失敗的典型例子。

紐約街頭無家可歸者圖源：Todd Maisel

實際上，這些人群在一個碎片化的國家體系中充當了壓力閥。當各州福利支持不均衡時，人們並不會消失，而是會遷移。服務水平較高的城市吸收了其他地方產生的困難，卻往往沒有足夠的聯邦資金來匹配湧入的需求規模。

美國的福利終止線不僅在個人層面運作，也在地理層面運作。一些地方承擔了苦難，而其他地方無需直面這些問題。

2）福利並非安全網，而是有條件限制的系統

食品援助同樣是有條件的，且很不穩定性。“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俗稱食品券）比TANF規模更大、反應也更靈敏，但它也常成為政治反彈的目標，尤其是一些將食品援助視為其上世紀90年代試圖拆解的福利國家現代翻版的共和黨議員。資格規則、工作要求和福利水平頻繁變動。行政延誤或漏過復核可能導致福利突然中斷。

對於生活在邊緣的家庭，後果是立竿見影的：人們不得不減少餐食，父母吃得少以便孩子能吃飽。饑餓是突然出現的，而非逐漸加劇。

美國的饑餓問題很少是由食品短缺引起的，往往是由終止線造成的。總而言之，美國福利體系並非一張廣泛的安全網，而是一個旨在限制（政府）責任的、狹窄的、有條件限制的系統。支持存在，但很微薄；幫助存在，但會到期；援助存在，但取決於地理位置、文書工作和政治容忍度。

這就是美國的福利“斬殺線”。並非資源不足，而是制度設計使然。當福利失效時，醫療保健成為下一道防線。當收入來源被切斷，醫療保健成為下一道，也常常是最後一道防線。

對於那些儲蓄耗盡、面臨饑餓或失去穩定住房的家庭，疾病的到來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疊加在已有的脆弱性之上。在美國，醫療保健非但未能修復這種脆弱性，反而常常加劇這種困境。

3）美國的醫療體系：貧窮的美國人，疾病變成了與保險公司的談判

美國在醫療保健上的花費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年支出超過4.8萬億美元，約占GDP的18%，人均成本是其他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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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你亟需之時，獲得適當的護理卻並非必然。治療不是自動根據診斷來的，而是根據保險覆蓋范圍和事先授權而來。許多檢查、專科轉診、藥物和手術都需要保險公司批准才能進行。

對於擁有全面私人保險的富裕美國人，醫療保健通常進展迅速：預約能得到保證，專科醫生可以接診。高成本存在，但他們能夠毫不費力輕松負擔。

但對於較貧窮的美國人，疾病變成一場談判。護理在審批復核中被延遲，理賠被拒絕或質疑，上訴消耗著本就稀缺的時間和情感精力。

醫療債務影響著數千萬家庭。許多有保險的美國人仍因自負額和共付額使得治療無法負擔而避免就醫。疾病不僅是一場健康危機，更成了一種財務威脅。

對於富人，疾病是種不便；對於窮人，則是可能永久改變其生活的顛覆性事件。

2024年12月，聯合健康保險公司高管布萊恩·湯普森在紐約市遭槍擊身亡。路易吉·曼吉奧內因涉嫌此案被捕並被起訴，目前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中。

保險公司高官被槍殺，吊詭的是，案件殺手被賜予現代羅賓漢稱號，獲得廣泛同情。X截圖

這起犯罪行為本身不可饒恕，但值得關注的是公眾反應。網絡討論集中聚焦醫療保險行業，許多人提及索賠遭拒、審批拖延的經歷，以及“保險公司掌握治療生殺大權”的切身感受。這些聲音無關意識形態，而是生活現實的折射。

該案件之所以具有象征意義，並非為暴力開脫，而是揭示了深層的無力感。對許多美國人而言，醫療保健就像永遠站在懸崖邊緣——一次拒賠或延誤，就足以讓家庭從安穩墜入危機。

英國福利體系：普惠但低效

英國福利體系始於不同的道德本能：它旨在普惠所有人。

美國體系劃出明顯的界限，讓人快速跌落，而英國體系則起到緩沖作用。但現實情況是，僅有保護而沒有足夠的能力，會造成另一種形式的失效。

英國主要的工作年齡福利計劃是“通用福利”（Universal Credit）。其設計初衷是簡化福利，確保人們總能通過更多工作來改善生活。

實際上，人們常常感覺並非如此。隨著收入增加，福利會被逐步削減。對於許多低薪工人，額外工作工時在扣除各項後，每周實際收入僅能小幅增加。更高的住房成本和交通費用常常抵消了大部分收益。

人們得到的支持足以避免崩潰，卻不足以推動前進。

“食物銀行”的使用量在過去十年急劇上升。越來越多的使用者並非失業者，而是有工作的人。不斷上漲的住房成本、微弱的工資增長、以及收入支持的延遲或減少，意味著對許多家庭而言，福利不再能預防危機，而僅僅是推遲危機。

隨著財務壓力累積，健康成為下一個崩潰點。身心壓力加劇，一些原本能在工作中應付的病情變得難以維持。此時，人們不僅需要收入支持，更需要其工作能力已下降的官方認可。

2025年12月，英國醫護人員街頭游行，要求給富人加稅，提高對NHS的財政支持

與疾病和殘疾相關的福利，旨在保護那些健康確實影響工作能力的人。對許多人而言，這項支持至關重要，能防止陷入極端困境。但對這項福利的依賴規模已急劇增長。根據英國政府和獨立財政分析，每年在病殘福利上的支出已達700億英鎊，使英國成為歐洲在工作年齡健康相關福利方面支出最高的國家之一。

這種增長不僅源於健康結果惡化，也源於評估積壓、有限的康復途徑，主要針對部分在勞動力市場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作能力喪失或者能力波動者。實際上，疾病福利常常默認地變成了長期依賴。脫離福利支持在財務和心理上都有風險，而在經濟不確定時期，留在福利體系中反而能提供穩定的生活。

對於一些申領者，特別是在低薪地區或工作不穩定的市場，將疾病福利、住房支持及相關權益加總，其價值在計入通勤、育兒和工作不穩定性後，可能接近甚至超過現有工作的稅後收入。

在此情況下，重返工作崗位並不能明顯改善生活水平，留在福利體系中感覺更安全。這並非懸崖峭壁，而是一處狹窄的夾縫（ledge）。人們得到了保護，卻未能重新接軌（社會）。

英國福利國家的核心是NHS。醫療保健點對點免費，疾病不會立即引發財務崩潰。這仍是一項深遠的成就，失敗在於服務提供。

到2025年末，NHS的候診名單仍處於歷史高位。數百萬人等待治療、專科咨詢或診斷程序。延遲不再以天或周計，而是以月、有時甚至是年計。英國的醫療護理並非按價格配給，而是按時間配給。負擔得起私人醫療的人越來越多地繞過排隊，負擔不起的人則只能等待。

對患者而言，這種延遲並非抽象概念。它意味著在日常生活中帶著疼痛、活動受限和不確定性度日。病情在預約推遲中惡化，康復速度受限於等待時間而非醫療極限。

這形成了一種更悄然的階層分化：並非“有”與“無”的對比，而是“快”與“慢”的差異。對一些人，救治迅速到來；對另一些人，救治卻遙不可及，懸而未決。

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而非醫護的缺失，定義了英國的福利終止線。人們並非被推下懸崖，而是被留在邊緣漫長等待。

結論：兩種體系，一種失敗

在如何照顧其公民方面，美國和英國常呈現為對立面：一個依賴市場、保險和嚴格限制；另一個依賴普惠性、公共供給和集體責任。

實際上，兩國制度如今面臨同一個問題的困擾：它們令人們失望，並非因為沒有支持，而是因為它會耗盡、來得太遲、或無法托舉人們走向更好的方向。

在美國，福利驟然終止，現金援助到期，食品支持中斷，醫療保健被延遲或拒絕。當人們不幸越過斬殺線，命運的跌落是迅速的。饑餓、債務和無家可歸迅速出現，若沒有財富或地理上的優勢，康復變得困難。這種境遇界限分明，一旦越過，幾無緩沖。

在英國，界限更柔和，但後果同樣嚴重。福利防止了立即崩潰，但往往未能開創前進之路。低工資榨幹了工作的回報感，疾病福利默認成為長期狀態，醫療保健雖可用卻往往被延遲。人們並非被推下懸崖，而是無奈地被固定在原地，等待。

這種差異很重要。一種體系滋生憤怒和對抗，另一種滋生順從和無聲的沮喪。但兩者以相同的方式分裂社會：有資源者快速恢復，無資源者則持續暴露於風險、延誤和不確定性之下。

筆者在本文開頭描述的經歷並非特例，正變得越來越普遍。並非被拒絕治療，而是不知就醫何時到來；並非一夜陷入危機，而是生活熱情隨著等待而逐漸消弭。

這便是現代福利失效的模樣。

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問題不再是福利是否存在，而是它在人們最需要時是否有效，以及它是否仍能提供重返穩定生活的路徑，而非僅僅將人們推至崩潰邊緣。

在這個問題得到解答之前，有關懶惰的申領者、貪婪的保險公司、低效的官僚機構的爭論，並未觸及更深層的問題。

這兩種體系如今都劃定了無形的界限，決定著誰的生活能夠承受延遲、沖擊和不確定性，而誰的生活不能。一旦越過，要想讓生活復位，要比觸及斬殺線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