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用福利换选票的新式民粹主义:如何重塑印度的选举

来自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表明，民粹主义领导人经常将情绪化的修辞与选择性的福利交付相结合，以培养与大众的直接联系（Hawkins, 2010; Roberts, 2015）。这些转移支付并非偶然，而是强化归属感和维持合法性的政治工具。在印度，民粹主义历史上依赖于宗教动员、象征性姿态、卡里斯马式（魅力型）领导力或基于种姓的诉求。虽然物质转移一直存在，但过去并未像今天这样显着地塑造政治身份。

因此，当前的时刻是对经典民粹主义理解的延伸而非替代。它增加了一个强烈的物质维度，这一维度由官僚体系中介，并深深嵌入国家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之中。正是这一维度，赋予了政治承诺一种前所未有的即时体验感。

“免费福利民粹主义”的概念化

“免费福利民粹主义”代表了民粹主义动员的一种当代变体。在这种变体中，连接领导人与公民的主要桥梁是通过直接的物质转移构建的，而非仅仅依靠象征或修辞诉求。它并未取代民粹主义的经典定义，而是通过定向福利将“保护和认可”的承诺具象化。现金转账、电费补贴、扩大的养老金和免费旅行成为了政治承诺的可见证据。这些福利作为一种反复出现的提示，表明国家（通常人格化为政治领导层）认可公民紧迫的物质需求。三个特征将“免费福利民粹主义”与更广泛的福利政治区分开来：

1.即时性（Immediacy）：转移支付通常安排在临近选举的时间点，其效果几乎立即体现在家庭预算中。因此，选民不再将国家视为遥远的官僚机构，而是即时救济的来源。

2.可见性（Visibility）：这是另一个关键特征。数字转账会生成短信提醒和银行通知，这些提醒本身就起到了政治传播工具的作用，将常规的官僚行为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时刻。

3.个性化认可（Personalised recognition）：学者指出，直接转账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被国家看见”的感觉，尤其是在管理家庭财务的女性群体中（Khemani, 2022）。这种个性化将福利从一种官僚式的应得权利，转化为个人与国家之间更为亲密的政治关系。

“免费福利民粹主义”并未消除种姓或宗教身份，这些因素在塑造期望和投票行为方面依然重要（Jaffrelot, 2021）。然而，直接交付到个人银行账户的福利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归属轴心。一位来自亚达夫（Yadav）或帕斯万（Paswan）社区的女性可能仍保留基于群体的偏好，但她的投票选择同时也受到国家是否“亲自”接触到她这一因素的影响。与 Aadhaar（印度生物识别身份证系统）关联的转账数字架构加深了这种个体化，使得选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可衡量且在体验上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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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哈尔邦与“个体受益者”的崛起

比哈尔邦的选举以非同寻常的清晰度展示了“免费福利民粹主义”的运作机制，因为定向转移支付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向1200多万女性分发10000卢比，制造了一种普遍的感知：国家正在体认她们的经济脆弱性。这与减免电费、增加养老金和提高一线工人报酬等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环境。这些措施通过公开集会、地方层面的信息传递和数字推广被反复传播，确保受益者将其与执政领导层联系起来。

反对派试图通过在自己的竞选活动中以女性为中心来反击。保证书、自主登记活动和定向承诺试图构建另一种福利叙事。例如，詹·苏拉杰（Jan Suraj）分发的卡片试图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福利主张。然而，实际存款的即时性似乎比未来的承诺更有分量。选民能够以最切实的方式验证福利的接收。

投票率和投票模式与这一政治策略密切吻合。女性在130个选区的投票率领先，执政联盟赢得了其中的114个。这种一致性发生在密集的福利信息传播期间，表明直接福利对选举行为具有强大影响力。政治信息不再是抽象的主张，而是通过手机提醒收到的已验证存款。政治日益通过“个体受益者”的位置被体验和感知。

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福利在“收买”选票，而是表明福利正作为一个渠道，选民通过它来评估政治认可度、信誉和响应能力。选民似乎正在奖励那些提供可衡量救济的政府，并惩罚那些承诺未经检验的政治行动者。

转变中的政治行为

比哈尔邦的数据表明，“免费福利民粹主义”正在以建立在既往研究基础之上并对其进行延伸的方式重塑政治行为。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低收入选民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对福利交付反应灵敏，往往基于国家绩效的证据做出理性决策（Khemani, 2022; Kruks Wisner, 2018）。比哈尔邦的经验强化了这一见解，并强调了变革的三个重要维度。

首先，福利正日益成为政治认可的主要语言。在福利交付既可见又是近期发生的选区，女性选民表现出极高的投票率和强烈的偏好一致性，这表明直接转账和其他定向福利已成为公民评估国家承诺的关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