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用福利换选票的新式民粹主义:如何重塑印度的选举

其次，公民身份本身正在通过家庭经济被体验。这并没有将政治参与简化为交易性交换，而是反映了一种新的民主想象：国家作为直接的经济行动者在家庭内部运作。对许多女性而言，福利项目缓解了家庭压力，增强了经济独立性，并支持了照护责任，从而强化了政治能动性。与此同时，政治理性日益建立在即时性之上。

第三，“免费福利民粹主义”将焦点从抽象或长期的发展主张转移到了选民当下的生活体验上。公民根据福利交付的信誉、时机和规模，以及他们在实践中目睹的响应能力来评估政治行动者。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被动；相反，它反映了基于有形成果和个人经验的主动且知情的政治计算（Chauchard, 2017）。

综上所述，这些模式表明，政治忠诚度正日益由重复且可识别的“认可行为”所塑造，而非仅仅依赖宏大的意识形态或基于身份的号召，这标志着民主参与的概念化和实践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

这些模式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发现相呼应，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定向福利提供已成为选举竞争的核心。在这些背景下，福利交付日益兼具政策和政治传播的功能，模糊了治理与动员之间的界限。因此，印度案例为关于物质分配如何在经济不稳定条件下重塑民主参与的比较文献做出了贡献。

比哈尔邦之外的模式

比哈尔邦观察到的模式并非孤立的发展，而是印度多个邦选举政治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以福利为中心的策略已成为政治竞争的基本要素，其设计日益反映出“免费福利民粹主义”的逻辑，即通过可见和即时的利益来塑造政治归属和选民行为。每个邦提供了略有不同的模式，但都证明了定向福利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日益增长的核心地位。

贾坎德邦（Jharkhand）为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证。该邦通过与年龄挂钩的教育转账和直接惠及家庭的定向援助计划，扩大了对低收入女性的支持。这些干预措施不仅仅被作为发展倡议提出，更成为了政治传播的核心，特别是在经济不安全感依然严重的农村地区。对年轻女性和第一代学习者的重视，营造了一种国家正在有意义地干预弱势家庭生活机会的感知。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高调宣传这些措施，说明福利已成为关键的选举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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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进一步展示了以福利为中心政治的巩固。“Ladki Bahin”（心爱的妹妹）计划通过提供定期财政援助并将国家呈现为家庭福利的积极参与者，将女性置于选举叙事的核心。该计划得到了可识别的品牌推广、持续的外联和连续的沟通支持，将执政领导层与对女性的直接支持联系起来。这种财政转移与象征性可见性的结合，强化了福利既是权利也是政治承诺的观念，加深了受益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泰伦加纳邦（Telangana）呈现了这一新兴趋势的另一个版本。历届政府都严重依赖定向福利，特别是通过农业支持计划、婚姻援助项目和特定社区的倡议。这些政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创造了强烈的情感和物质激励，并证明了福利可以被战略性地用于培养持久的政治联盟。在泰伦加纳邦，福利交付已成为选举动员的基本组成部分，而非辅助工具，并继续在塑造党派忠诚度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拥有印度历史最悠久的福利动员传统之一。当代的阶段建立在早期框架之上，但引入了新元素，如女性免费巴士旅行、扩大的膳食计划、更高的养老金以及针对弱势家庭的定向救济。福利交付深深融入了政治身份和政党叙事之中。竞选活动始终强调国家支持的即时性和连续性，强化了福利项目是政治关怀的表达而非单纯官僚权益的理念。

在这些邦中，福利不仅仅被构建为发展，更被构建为一种直接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多种媒介实现：支持个人银行转账的数字系统；将政策转化为政治语言的地方动员网络；充当国家与受益人中介的一线工作人员；以及当公民以具体物质形式体验到国家认可时所产生的情感共鸣。这些要素共同表明，“免费福利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重塑政治参与、重新定义选举竞争意义的全国性现象。

然而，各邦之间仍存在重要差异。在泰米尔纳德邦等地，福利项目嵌入在长期的政党制度和意识形态叙事中，降低了其选举的即时性色彩。相比之下，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等邦则表现出更加阶段性和配合选举时间的福利部署，强化了其政治显着性。这些差异表明，“免费福利民粹主义”在福利交付刚刚个体化且制度化程度较弱的地方运作得最为强劲。

归因限制与论证范围

本文提出的是关于福利转移与选举结果之间的解释性论点，而非因果性论点。投票行为受到多种重叠因素的影响，包括种姓结盟、候选人信誉、政党组织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叙事。因此，在比哈尔邦观察到的女性高投票率与选举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应被视为具有指示性而非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