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2026-01-13 | 來源: 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1963 年2 月11 日至28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發動“四清”運動，其中12 日到13 日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這次會上劉宣稱：“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斗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裡講階級斗爭，不辦事情，不好。”[8]而毛澤東對這場運動的說法卻似乎比較溫和，他在會議上發言時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9]

在2 月25 日的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問題”的報告。他特別強調：“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0]”劉在中共領導人中首次把防止“蛻化變質”的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這種觀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意識形態基礎。3 個月後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與劉少奇上述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情景啊！”[11]毛不僅把當時的“四清”運動定位為“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12]”，此後又從這一論斷出發，延伸出一系列發動“文革”的“理論”觀點。

在毛的“文革理論”的形成過程中，劉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調顯然啟發鼓勵了毛。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的立場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加劇了運動的“左”傾傾向，而且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就是劉少奇。1964 年5 月15 日到6 月17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6 月8 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劉少奇的回答是：“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13]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也比毛澤東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澤東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後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向毛匯報“尖銳的階級斗爭動向”，於是毛改而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但劉少奇卻強調，“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裡的學校還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學的系、班，老教授在統治，在領導。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藝刊物大多數，十幾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國內學者肖冬連在論述“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極“左”思想高度一致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裡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劉少奇在這方面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正因為毛、劉在政治觀念上高度一致，1964 年5 月到6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於1964 年8 月5 日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這一段時間的毛劉關系是相當好的。劉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樣板，即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16]、河北省的“桃園經驗”[17]以及天津的“小站經驗”[18]。雖然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這三個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後簽署者是劉少奇。今天再來閱讀這些“四清”經驗，特別是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樹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預演，這些“四清”經驗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為毛式“文革”提供了難得的經驗。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由他創立的操縱和組織政治運動的經驗，最終卻都成了毛澤東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劉少奇樹立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另組“階級隊伍”，實施“奪權斗爭”。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說這一思路是劉少奇創造性地提出來的。中共發起“四清”運動時，農村裡已經存在著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員委員會，但劉少奇主張在運動中另行組織“貧下中農協會”，作為“奪權斗爭”的體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頒發文件肯定這種做法。[19]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在貧下中農中秘密“扎根串連”而重組“階級隊伍”。劉少奇批示的這幾個“四清樣板”文件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一下決心進行奪權斗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眾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20]為了“發動群眾”，在“四清”運動中廣泛采用了大字報。例如，在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工作組發動群眾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揭發領導集團違反政策、生活特殊、排擠老工人以及設備損壞等重要錯誤”。這一經驗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紹和傳達，無疑為“文革”初期全國范圍內大字報的普遍運用作了鋪墊。再進一步看，從“四清”運動中劉少奇號召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進行奪權斗爭”[21]，到毛澤東在1967 年1 月號召“全面奪權”，其間的繼承關系之脈絡亦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