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2026-01-13 | 來源: 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其次，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斗爭對象，是劉少奇總結的“四清”經驗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對人的批斗體罰其實不過是繼承了這些手法。“文革”期間，有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斗最凶。在斗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22]這裡提到的“燕飛”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看來它是通過“桃園經驗”推廣開的。國內有學者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斗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斗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幹了看‘，鼓動群眾斗領導，認為不斗，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爭的歪風，什麼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23]有報道稱，劉少奇掛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 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 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 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6,256 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 人。[24]毫無疑問，劉少奇要對此負主要責任。換個角度看，當時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上的立場似乎還沒有劉少奇那麼“左”，1965 年1 月毛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糾正了“前一階段‘四清運動’中一些過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復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冤、錯、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范例，毛澤東隨後便啟用江青作為“文革”的先鋒和打手。1963 年11 月，劉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所謂的“桃園經驗”。然後，王光美又在劉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接著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樹立的“桃園經驗”，以此作為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只不過說了一句“不能盲目執行”，劉少奇便大發脾氣。[26]1964 年8 月19 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並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8 月27 日，毛批示“同意”。9 月1 日，“桃園經驗”便作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樣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紹到全國各級黨政機關。“桃園經驗”政治上的惡劣性質上文已有敘述，劉少奇這種做法的危害性還在於，開了最高領導人利用權力安排夫人參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包括毛澤東在內，還沒有人敢於公開這麼做。此例既開，毛澤東欣然從之。1966 年4 月10 日“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即與劉少奇批准下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後不久，毛澤東就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而江青則為毛在“文革”中沖鋒陷陣。

熟悉中共黨史的讀者都知道，1964 年底劉少奇與毛澤東就“四清”問題發生過爭論。既然劉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澤東還要“左”，毛對劉的不滿因何而生？據國內歷史學者肖冬連介紹，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 年）12 月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匯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裡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劉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已經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