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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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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線領導工作,他們於1966 年1 月23 日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這份文化部黨委的“匯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幹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這一文件裡,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語: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幹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斗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眾,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人並非“文革”的反對者,他們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都擁護“文革”,也為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手法作了部分“貢獻”。不過,在劉、彭、陸等人的心目中,“文革”應該屬於思想文化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要由他們和各級共產黨組織來領導,目的是鞏固黨的統治,他們自然不認為“文化革命”會清洗到自己頭上。上文提到,“四清”時劉少奇對通過殘酷斗爭式的政治運動來“反修防修”極為熱衷。在1964 年6 月11 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曉夫”;劉甚至主張,如果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在那次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裡、中央有人”。[48]《劉少奇之路》一書稱劉少奇把“反修”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限定在“省、市這樣一些層次”,這個說法是違背史實的。如果說,毛澤東劉少奇在打擊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這一目標上有什麼分歧的話,那就是,劉少奇認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都可以被當做“赫魯曉夫”批判打倒,而毛則認為,劉少奇也算是“赫魯曉夫”;除此之外,劉少奇毛澤東在其他問題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劉少奇在1966 年8 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現,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個偽命題

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這樣一個官方說法: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隨著劉少奇之子黨內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後人的落魄,出現了一些大力美化這條“反動路線”的說法。例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自己寫的書中借他人之口說:“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49]由於劉少奇在“文革”發動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贊成的,因此他對“文革”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連劉源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他身為國家主席,沒有能阻止國家陷入大災難;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沒能制止黨受到大破壞;作為人民信任的領袖,沒能保護人民免受巨大的損失。算不算一種失職呢?我想,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50]


劉少奇在中共歷史上有過一系列重要“貢獻”。從延安時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並確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勵全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都發揮了帶頭領先的作用。劉少奇一手領導的“四清”運動,則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論上乃至方法上的具體准備。在“文革”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無任何“抵制”,相反卻千方百計地揣摩上意,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劉少奇在位期間,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責任?確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職”嗎?


要回答以上問題,就必須破除長期以來官方話語迷霧所營造出來的幾個錯覺。一旦史實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過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劉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謎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錯覺之一:劉少奇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

此說的理由是,劉少奇對毛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過修改意見。在大陸黨史和劉少奇研究者的文著裡有這樣一種流行的說法: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意見:“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51]這一說法本身漏洞頗多。劉少奇建議修改的究竟是什麼,是重要文字還是標點符號?若只是建議改動標點符號,無論其建議是否被采納,都無法導出劉少奇反對毛發動的“文革”這一結論;即便是建議改動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斷劉反對發動“文革”,因為還存在著把文字改得更激烈這種可能性。這一說法實際上是用一種含糊不清、事實不明的話語,把一種無法證實的意向當做真實行動來美化劉少奇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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