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村山富市:日本轉瞬即逝的"良心"

2026-01-15 | 來源: 大聲思考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10月17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與世長辭。12月20日，其遺體告別儀式於故鄉大分縣舉行，約600名國內外人士前往送別。作為日本左翼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村山在首相任內發表了著名的“村山談話”，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達了深刻反省和誠摯歉意。他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村山的逝世，在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引發了廣泛哀悼。當前，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不斷加劇，歷史修正主義言行甚囂塵上，這使得村山留下的政治遺產，更顯其作為歷史鏡鑒與現實警示的重要價值。

左派政治生涯與和平主義理念

村山富市1924年3月3日生於日本西南部的大分縣，在兄弟11人中排行第6。由於家境貧寒，他白天在機床廠工作，晚上讀夜大。1943年考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科，1944年被征召入伍，未被派往戰場就迎來了日本戰敗。這段短暫的參軍經歷，對其日後和平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影響。

大學畢業後，村山回到家鄉，投身漁業團體工會活動。1955年，村山加入社會黨並當選大分市議員，1963年當選大分縣議員，1972年首次當選眾議員。社會黨是日本的左翼政黨，即如今社民黨的前身。在冷戰時期形成的“55年體制”下，社會黨作為主張扞衛和平憲法、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主要在野黨，對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構成了有力制衡。

在社會黨內，村山富市歷任勞動部長，預算委員會理事、社會黨國會對策委員長等職。村山早年投身於社會教育、勞工、醫療福利等事業，深諳福利政策，經驗豐富，在黨內享有“厚生大臣”的美稱。他為人清廉、正直、隨和，不樹敵，擅長平衡與折衷，獲得黨內的廣泛的信賴與支持。村山有志於改革，屬溫和型政治家。多年來，其一直以“護憲”為主導思想，堅持“專守防衛”和非軍事化的國際援助政策。倡導日本應發揮和平的“中流砥柱”作用，體現和平憲法精神。其基本政策主張具有濃厚的“和平主義”色彩。在國際上，村山也因其正義感與良心，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曾受過日本侵略戰爭蹂躪的人民的歡迎。村山富市曾多次到中國訪問，對中國人民懷有友好的感情，一貫主張中日友好。關於日本侵華戰爭問題，他一直予以強烈的譴責。

冷戰結束之後，日本政局劇變，“55年政治體制”隨之崩潰。1993年，連續執政38年的自民黨首次丟掉政權，社會黨也在眾議院選舉中丟失大量席位。在此背景下，村山於1993年9月當選社會黨委員長。在動蕩不穩的政局中，各個政黨合縱連橫，頻繁分化重組，細川護熙內閣和羽田孜內閣相繼短命而終。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社會黨與自民黨這對昔日的老對手，反而攜手合作，最終促成了1994年6月村山內閣的誕生。村山也成為自1947年片山哲以來第二個社會黨出身的日本首相。

村山內閣自成立之初便面臨多重嚴峻考驗。執政期間，日本相繼發生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阪神大地震和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村山內閣在危機應對上的遲緩亦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泛批評。然而，相較於突發事件帶來的治理壓力，村山內閣在運作層面所面臨的更為根本性障礙，實際上來自其執政盟友——自民黨。自民黨為盡早重返執政舞台而選擇與社會黨合作，但這一合作本質上具有明顯的權宜性色彩。在村山內閣最初的閣僚構成中，自民黨成員多達13人，並掌握了副總理兼外務大臣、法務大臣、防衛廳長官等關鍵職位。長期以來，社會黨與自民黨在憲法立場、防衛政策等內外政策領域存在顯著分歧。盡管兩黨在組閣過程中就“尊重現行憲法”等問題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但諸多原則性矛盾終究難以消弭。村山在執政約一年半後的1996年1月突然宣布辭去首相職務，其背後原因與社會黨與自民黨在日美同盟問題上的分歧密切相關，尤其體現在沖繩美軍基地規模縮小問題上的嚴重對立。盡管如此，村山在任期間仍取得了若幹自民黨政權未能實現的重要成果，例如推動出台針對水俁病未認定患者的救濟措施。其中最為重要、也最具歷史意義的成就，莫過於“村山談話”的發表。

“村山談話”的誕生與對華友好實踐

對於出任首相，村山後來在自述中提及，“從未想過能成為總理、也本不可能成為總理的人當上總理”時，他感受到了“自己被賦予了歷史性的使命”。正是這一歷史使命感，促成了“村山談話”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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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首相後，村山便表示，“作為在眾議院只擁有約70個議席的社會黨黨首，卻被選為首相，從憲政常道來看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出現這樣一個內閣必然具有某種必然性，可能會承擔某種歷史性任務。恰逢戰後50周年，我們需要為那些自民黨政權未能解決的歷史問題以及國內外的各種挑戰做出決定。”因此，他在與自民黨的合作協議中加入了“反省過去的戰爭”這一內容，並成立了“戰後50年周年問題項目組”。在此後的出訪東盟國家過程中，村山更深刻感受到，“亞洲各國表面上對日本表現友好，但實際上，他們對一個成為經濟大國的國家是否會再次成為軍事大國心存疑慮，他們認為日本尚未解決戰後問題，並對日本是否會重蹈覆轍感到疑慮”。這進一步增強了他發表正式政府談話，實現與亞洲各國和解的決心。

經過日本國內政治以及國內外的復合博弈，在日本宣告投降 50 周年的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終於正式發表了題為《戰後五十周年之際》的談話，即“村山談話”。

談話主要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回顧戰後日本在廢墟上重建和平與繁榮的歷程，強調應將戰爭慘痛教訓傳承後世，與鄰國攜手共築和平；二是直面歷史，明確指出“我國在不久前的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上了戰爭的道路，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對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並向所有受害者致以“沉痛的哀悼”。其中，“國策有錯誤”、“殖民統治”、“侵略”等成為“村山談話”直面歷史的明證。三是引用“杖莫如信”的古訓，表明將以信義為施政根本。

“村山談話”是以內閣決議形式發表的正式文件，因此不僅屬於村山富市個人的政治表態，更代表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正式立場。從總體上看，“村山談話”是日本政府就侵略與殖民歷史向亞洲受害國人民作出的鄭重表態與承諾，體現了日本政府對政治道義的重視與追求，具有鮮明而深遠的歷史意義。該談話事實上構成了日本的國家方針，明確承認日本曾對亞洲各國實施侵略並進行殖民統治這一不爭的歷史事實，在日本國家政策中占據了極為重要的位置。“村山談話”在一定程度上為歷史問題提供了相對明確的結論，使日本得以開啟新的歷史階段。它奠定了此後歷屆日本政府承認戰爭事實、正視並承擔戰爭責任的基本立場，也因此獲得了亞洲各國的尊重與認可，成為日本歷史觀演變進程中的裡程碑式講話之一。

村山內閣雖僅維持短短的一年半，但村山一生的歷史價值，不僅在於其擔任首相期間的執政實踐，更在於其超越政治任期、貫穿畢生的歷史省思與和平行動。卸任後的20余年間，村山擔任日中友好協會名譽顧問等職，持續推動兩國歷史和解與民間互信。1995年5月，村山訪華，成為首位到訪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日本在任首相，留下“正視歷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的題詞。1998年，他以日本前首相身份訪問南京，成為首位親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日本政要。在紀念碑前，他敬獻花圈、垂首默哀，並在留言簿中寫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201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村山也專程赴京表達敬意。2020年8月15日，“村山談話”發表25周年之際，村山經由媒體發表感言，期待這一談話繼續為日本、亞洲以及世界的和解、和平與發展作貢獻，並強調日中兩國構築長久友好關系極其重要。

日本右翼思潮泛起與村山精神的遠去

令人惋惜的是，“村山談話”發表以來的30年，日本在錯誤歷史認識的軌道上漸行漸遠。日本在歷史問題開倒車，主要緣於其國內政治的日益右傾化。

右傾化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在日本社會由來已久，甚至可追溯至戰後較早時期。日本右翼長期主張修正戰後歷史認識，對侵略戰爭責任持否定立場，並試圖重構有利於日本的近代歷史敘事。20世紀80年代初期，已經成為超級經濟大國的日本，提出要進行“戰後政治總決算”，並欲在國際社會爭做“政治大國”，日本政治由此正式拉開了右傾化的帷幕。80年代期間，日本便曾因“歷史教科書問題”與中韓等國在歷史問題上爆發外交摩擦。冷戰結束後，隨著日本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政治的右傾化趨勢明顯增強。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日本政界開始占據上風並對日本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

1993年，日本自民黨第一次下台，但同時社會黨等左翼政黨亦由於冷戰結束而面臨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國民中的支持率與影響迅速下降。村山辭去首相之後，社會黨急速邊緣化，偏右的民主黨則取而代之，與自民黨構成了新的兩大政黨體制。由此，冷戰時代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對立的圖式崩潰，日本進入了整體右傾化的時代。小泉純一郎自2001年就任首相之後，年年參拜靖國神社，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令中日關系嚴重惡化。2009年自民黨第二次下台，但此後的民主黨政權在短暫的執政期間表現不佳，導致其信譽破產並陷入長期分裂與衰弱。安倍晉三則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後，通過強調外部威脅與經濟刺激，成功鞏固了保守派選民，日本政治的右傾化趨勢加速演進。在歷史問題上，安倍大搞歷史修正主義。安倍公然質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竭力為甲級戰犯辯解，更積極主張參拜靖國神社。2015年戰後70周年的“安倍談話”中，安倍雖然表示繼承歷屆內閣立場，並加入了諸如事變、侵略、戰爭等詞，然而，“安倍談話”對日本的主體性表述模糊，僅以泛泛之論談論戰爭問題。既未直面書寫作為侵略戰爭主體的日本政府及軍隊，也未明確指出究竟誰應承擔侵略戰爭的責任。文中還刻意加入了“100多年前西歐列強殖民地擴張”等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將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的含義加以普遍化、相對化乃至正當化。這樣的表述無助於深化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認識。村山也對此表示批評，指出相關表述與“村山談話”在實質內容上並不一致，難以認定其體現了對談話精神的繼承。2025年高市早苗的上台，則是日本右傾化進一步凸顯的體現。高市早苗以安倍繼承人自居，其許多爭議性政策與言論，並非個人獨創，而是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推崇主張的集中化，均有跡可循。尤其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高市否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的言論，以及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正是日本國內一部分歷史修正主義勢力的長期訴求。

日本的加速右傾化，有其社會土壤。冷戰結束以後，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間，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社會普遍彌漫著失落與焦慮情緒。加之日益嚴峻的高齡化與少子化問題，以及近年來不斷上漲的物價進一步加重了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加劇了社會的不安。不少日本人試圖通過強化國家認同、重塑民族自豪感來尋求心理上的代償。美化侵略戰爭、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修正主義的回潮，正是這種情緒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中國則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與日俱增，與日本的國力衰退形成鮮明對照，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充滿了壓力和危機感，甚至增強了與中國競爭和對抗的意識，因此開始大肆散布“中國威脅論”。自2010年起，日本長期占據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被中國取代，這一結構性變化更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顛覆性的心理沖擊。這不僅僅是數字上的逆轉，更預示著東亞領導權的易位，觸發了日本深層的戰略焦慮與身份失落感。為了解釋這種地位的失落、整合國內共識、渲染“中國威脅論”便成為一個自然而有效的政治工具。它將中國的發展塑造為一種對現有國際秩序和日本國家安全的“挑戰”，從而為日本對華競爭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就這樣，在日本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日本政治的“右傾化”愈演愈烈。一時間，日本社會沉渣泛起，各種政治勢力競相“爭右”。一些諸如參政黨等極右政黨的出現並受到追捧，客觀上促使自民黨越發向右傾斜，日本政壇出現了右翼勢力集結傾向。可以看出，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國內輿論已逐步趨向統一，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開始認同右翼政客的歷史主張。那種認為右翼政客在日本不受歡迎的言論，很大程度上是對當今日本社會的誤讀。高市早苗在涉台言論上大放厥詞，國內支持卻不降反升，在年輕群體中的支持率尤為突出，便是日本國內輿論轉向的突出佐證。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本戰敗80周年。對於日本而言，這本應是深化歷史和解、開創地區和平新局的重要契機，日本卻在新一代右翼政治家的主導下，在右傾化道路上加速行進，引發了中韓等亞洲國家對日本歷史問題立場及其地區安全影響的廣泛警惕。村山富市的逝世，象征著一個敢於直面歷史、倡導和平的政治世代漸行漸遠。在歷史修正主義逆流湧動的今天，村山所代表的懺悔與和解精神，及其對和平主義的畢生堅守，愈發顯得珍貴而迫切。這不僅是對日本政治人物的深刻拷問，亦是對亞洲乃至國際社會如何守護歷史正義、維護持久和平的嚴峻提醒。